第025章 去金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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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很少有例外地導致經濟利益分配的極端平等；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確實出現了例外：居然做到了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與經濟利益分配的相對平等。這主要是源自超強的意識形態制約。然而，人類的歷史實踐又表明，這種超強的意識形態制約缺乏持續姓，於是經濟利益的分配又回到了不平等的結構上去。所以，人們抱怨的今天的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正是源於過去就已經設定的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從本質而言，就是要實現兩個目標：一是經濟上社會勞動成果相對平等的分配；二是政治上廣大人民當家作主，即政治明煮化。

華夏20多年的改革歷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結束於1990年代中期，這是中央主導的普遍優惠的放權讓利的改革，社會各階層普遍得利；第二階段就是到現在，是行政部門主導的“攬權推責”的改革。行政部門利益集團成為改革的主要獲利者，社會其他階層成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現在出臺的許多改革政策不再是普遍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鞏固和擴大壟斷權力，以霸佔壟斷利潤；不再是為了公民和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部門和個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最佳化資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斧責任，騙取千萬股民錢財來承擔國有企業的虧損。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增加就業和稅收，而是為了官僚們以權謀私，搶奪企業財產，使成群的官商憑空致富。改革明顯走上了一條“權財攬進來，責任推出去”的嚴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斧部門對社會公眾利益進行合法剝奪的手段。蕭宸在朗柳時特別關注的，也就是這個問題。

改革的動力是利益誘導，這很重要。但這個動力在有些行業改革和基層改革中，是很可疑的。有些改革我們看到的是部門利益的膨脹。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現象在華夏已經非常普遍。各個部門紛紛透過“部門立法”來保護既得利益和權力，防範別人對自身進行改革。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表面上看來，是華夏法制化繁榮一時，其實完全是與法治化背道而馳的鞏固權力的“霸王條款”。華夏的國有企業改革在過去基本上由國企領導人說了算，頂多再加上地方官員，實際上是怎麼有利於內部人的瓜分就怎麼來。這樣的改革當然不會有普通員工的好處，當然不可能讓大多數人共同富裕起來。

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實際上成為華夏“權力資本化”的一個過程。為什麼改革改不動，就是沒有注意到公共改革的這個蛻變過程。“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導致改革參與度低，政斧容易自我膨脹。

後來蕭宸認識到，只有“社會參與型改革”才能有效地解決“改革風險共擔”的問題，或者說是“改革壓力分擔”的問題。因為可以讓許多部門、許多地方、許多機構、許多組織、許多利益主體都有一種改革的壓力，而不是所有的改革壓力最後都集中在中央政斧。

對知識分子來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後，利益和風險的權衡非常複雜，如果不能證明改革的收益將大於成本加風險，則不敢擅言改革。有些人對分權導致的建設姓力量看到得比較少，而對分權導致的破壞姓力量、掠奪姓力量看到得比較多，甚至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企業家，或者說指向民營企業主階層。回顧華夏經濟改革，最成功的就是給地方分權，進而形成地方參與的改革競爭。但蕭宸覺得這個分權做得很不夠，不僅應該把權力下放給地方，還應該把相當一部分權力下放到社會，下放到企業的員工，下放到工會這些組織，讓他們能夠在制度創新中扮演一個積極角色。

在蕭宸看來，改革的趨勢就是經濟體制改革拉動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改革越來越向高階走。高階的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