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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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響力，是完全配得上這個名聲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後反差巨大，它的恥辱與光榮，可謂是同樣的出類拔萃。所以“盛唐”二字，並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這兩個字造成了對唐朝歷史的片面認識。

事實上，唐朝後一半的歷史是恥辱的歷史，只是唐朝的恥辱又與晉朝、宋朝這些朝代完全不一樣。正所謂“夷狄之奪，晉宋是也；奸臣之篡，漢唐是也。”唐朝之恥，是來自於內亂，而且亂得空前絕後，沒有哪個朝代的內亂能比得上唐朝。舉個簡單的例子，唐朝的首都長安，一共九次淪陷（當然嚴格來講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但大體可以這麼理解）。這個數字在歷朝歷代中可謂遙遙領先，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的首都淪陷次數能達到唐朝的一半。所以僅從這個數字，就能看出唐朝的恥辱有多麼嚴重。

然而在這九次首都淪陷中，有七次是藩鎮導致的。但唐朝的內亂還遠不止藩鎮，此外還有宦官、朋黨、佛教、仙丹，其每一項“指數”，在中國朝代中都差不多可以排在榜首，乃是名副其實的“五毒俱全”。

這樣的話，問題就來了。在別的朝代，首都淪陷，等同於亡國喪鐘，他們首都淪陷次數遠低於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淪陷，基本上就玩完了，別說收復京城東山再起，能暫時不死，苟延殘喘多活幾天就算很不錯了。而唐朝這麼一個“五毒俱全”的朝代，雖然首都一次次丟失，但居然還能一次次奪回，並且一堅挺就是一百五十年，更牛的是，這麼糟糕的情況下，它對外能依舊保持相對的強勢，這是為什麼？

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兩個字：藩鎮。

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觀點，早在《新唐書》中就說“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常倚鎮兵”。北宋人尹源也說：“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可惜人們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鎮消極一面，忽略了藩鎮其實也有積極的一面。趙匡胤就是其中代表，因而才採納了趙普的建議，將“強幹弱枝”作為一個基本國策，其實這麼做未免矯枉過正。你把枝枝蔓蔓全給砍了，那麼黑雲壓城之際，誰來給你遮風擋雨呢？所以大宋朝雖然不為藩鎮頭疼，但卻被遼金蒙元折騰。

尹源就批評這種政策“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然後對比了唐宋兩朝“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所至多有功。……外兵所習尚皆疆場戰鬥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而宋朝則是“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所以，尹源建議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

尹源的話從側面說明了為什麼唐朝首都屢次淪陷卻還能堅挺一百五十年，為什麼唐朝後期國力衰弱卻依然能敗吐蕃、復河湟、擊南詔、定安南、驅回鶻。其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積攢的老本過於雄厚，一時半會揮霍不了之外，藩鎮的存在的確是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說唐朝之恥，是朝廷之恥，卻未必是中國之恥。

可是在一般人眼裡，“藩鎮”儼然成了分裂割據的代名詞，唐朝後期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就被簡化為四個字：“藩鎮之亂”，甚至於“名存實亡”。

就像用“盛唐”概括整個唐朝歷史一樣，這種看法也是片面的，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藩鎮此物，絕非唐代獨有，藩鎮之亂的歷史也可以說是源遠流長。早在西漢，就有七國之亂；在東漢，有軍閥混戰；在西晉，有八王之亂；甚至於上溯到春秋戰國，其實也都是藩鎮之亂。可就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