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鎔、梁漢顒、相里金、鄭琮、白文珂、張虔釗、侯益以及李建崇。這樣,在六十人中,河東人僅有九人,只佔總人數的15%。這一數字表明,李克用盡管立足於河東,但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並不是河東人。
李克用時期河東人不被重用,不僅表現在在他的統治集團中河東人數量少,而且表現在他們所擔任的職務也低,在上述九人中,除李嗣昭作為養子而被委以重任外,其餘多擔任一些低下級軍職。在李克用一系列重大軍事活動中,領軍作戰的河東人也一直有且僅有李嗣昭一人!而李嗣昭,《新五代史》卷36《本傳》說他“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如此,則表明其不過僅僅是生在河東而已,而從他的生活閱歷上說,其實也應該屬於代北人。這麼一看,河東人在李克用麾下簡直地位全無!
河東人之所以在李克用時期不被重用,固然一方面由於他們的資歷尚淺,不能同那些“膽略過人”,數十年跟隨李克用征戰的“邊部人”相比,而另一方面,恐怕也與李克用對他們的猜忌、防範心理有關。這方面直接的事例雖不曾見到,但並不妨礙李曜這種搞供銷出身,最長與人際關係梳理的人作一些合理假設。
李克用進佔河東後,原河東牙將除賀公雅曾一度露面外,其餘都銷聲匿跡。以上述河東人為例,李嗣昭已如上述;史敬鎔、梁漢顒、相里金、鄭琮,李建崇均先世不見史傳;侯益,祖父以農為業;白文珂,父君成,為遼州刺史;張虔釗,父簡,唐檢校尚書左僕射。所謂“唐檢校尚書左僕射”,或為贈官。可見他們中間沒有一人出身於太原牙將世家,而且先世為官者,大概也只有白文珂之父一人。
史籍中也留下了一些河東牙將的人名,如朱弘昭,太原人,“祖玟,父叔宗,皆為本府牙將”;張憲,晉陽人,“世以軍功為牙校”;李懷忠,太原人,“父海,本府軍校”;常思,太原人,“父仁嶽,河東牙將”;等等。但是,這些“本府牙將”、“河東牙將”,都是靠他們的子孫而在史上留名,他們本人為官則不顯,而且有些牙將大概也是在李克用進駐河東以後才從軍任職的,而他們的後人也是在李克用之後才逐漸顯達的,所以這些事例並不能說明李克用重用河東人的問題。
要知道,唐從安史之亂以後,藩鎮軍隊漸漸都“皆成父子之兵,不習農桑之業”。河東當然也不例外,在李克用上任河東之前,河東肯定也形成一個以牙兵為首的軍人集團。如就在乾符年間,河東牙兵集團就製造了一系列殺逐主帥或內部互相殘殺的事件。
李克用的前任鄭從讜在離開河東時,以監軍使周從寓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從魯知觀察留後事,告戒他們“俟面李公,按籍而還”,所謂“按籍而還”,即向李克用交待兵民戶籍等事項。
然而在李克用統治集團中,卻看不見原河東牙兵牙將活動的事蹟,這說明李克用對他們採取了防範甚至壓制的政策。不過,這種狀況到李存勖以後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代北人在河東居住的長期化,透過與河東人的通婚以及佔籍河東等等,使雙方融合日益加深,互相猜忌、防範的心理大大減輕。而河東人在軍事、政治-鬥爭中也顯示了他們的才能,資歷也逐漸加深,再加上代北人中的許多元老相繼去世,以及李存勖本來就極少民族偏見,於是河東人在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也愈來愈重。
再以上述統計的人數為例,到李存勖即帝位時,代北人中的四十人僅剩下十四人,而河東人尚有八人。之後,如前面提到的朱弘昭、張憲、李懷忠、常思以及索自通、藥縱之、李彥韜、王建立、薛融、周環、李彥從、郭瑾、閻晉卿、聶文進、郭允明等河東人都成為後唐莊宗、明宗,後晉高祖,後漢高祖所倚重的人物,河東人在統治集團中已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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