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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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卻回，收卻忻、代州”。可知，據忻代而自稱留後自當由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而天子詔命其為雁門節度，時在克用率部真正南向京師行至河中之時。其時間，《太祖實錄》訂為“明年(即中和二年)正月”，而《太祖紀年錄》與上引《通鑑考異》俱訂為二年十二月，據上諸考，當依張昭《紀年錄》及司馬光等十二月說。由上觀之，所謂“太祖杖鉞雁門”，實為陷忻代而自稱留後，其時間自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至二年十二月南向京師止。而(冊府》等所謂“杖鉞雁門”，乃為隱惡誇飾之語。

4.崇韜之投李氏，非在李克用自稱忻州兵馬留後之前

據《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四所引《唐末見聞錄》、《太祖紀年錄》等載，唐乾符以降，李克用雖於大同兵變後自稱大同防禦留後，然國昌、克用父子之勢力只在代北。於其時也，代州為河東節度所轄，李克用雖時南下侵掠，但代州始終為河東抵禦沙陀之前哨。於此期間，沙陀最大一次南下時在廣明元年(880)正月：據《通鑑·唐紀六九》可知，其一路風馳而下，意在剽掠，並未得攻入代州城內。故可知崇韜不可能於此時投李氏。又據薛史及《通鑑》，乾符六年(879)冬，李鈞將上黨(按，即潞州，今山西長治市，時為昭義軍治所，上黨為其秦漢時舊名)太原之師屯於代州；廣明元年(880)春，天子覆命李涿率兵數萬屯代州；三月辛未，宰相鄭從儻充河東節度，由是沙陀不敢冒犯；至六月，李涿攻蔚州(山西靈丘)，國昌戰不利，七月，“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韃靼”。

由上可見，廣明元年之前，在時人眼中，李國昌父子乃北蕃加叛逆，看不出日後將有飛黃騰達之勢，故崇韜於此時斷不會叛朝廷棄父老而投沙陀。設若居然如此，當國昌“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韃靼”之時，其將焉往？以是推定，崇韜之投李氏，肯定不早於中和元年五月李克用南下據忻、代之時。

由上可訂，崇韜之投李氏，當在中和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一月間。

（二）隨李克修於昭義典軍務之時間

關於李克用何時得潞州及澤州，諸史所載錯訛紛亂、雜無頭緒。本文限於主旨，不能細陳爬梳考核之始末，今權將結論歸納如下：

1.關於昭義分為兩節及克用初只取一郡說

(1)關於昭義之有幾郡。《元和郡縣誌》卷十及《舊唐書·地理志》皆載，昭義節度，又稱澤潞節度、上黨大都督府，治潞州，領潞、澤(今山西晉城)邢(今河北邢臺)沼(今邯鄲東北)磁(今河北磁縣)五州。然而，《新唐書·孟方立傳》所載之昭義，卻只有“潞、邢、沼、磁四’。那麼，澤州哪裡去了？據宋人張齊賢《洛陽揞紳舊聞記》卷二《齊王張令公外傳》、《通鑑考異》卷二五、薛史《張全義傳》等考之，光啟二年(886)之前，澤州為河陽軍(治所河陽，今河南孟縣西)諸葛爽部所據。

(2)克用非同時取澤、潞二郡說。上引(孟方立傳》又載，因孟方立“謂潞險而人悍……乃徙治龍岡(即邢州)”，由是引起潞人懟言，遂致引克用取潞州。“自是，孟方立以山東三州為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舊唐書·僖宗紀》，薛史《武皇紀上》、《李克修傳》，《通鑑·唐紀七一》皆因此說，謂克修初只取一郡。那麼，克用何時方得澤州？據《通鑑考異》卷二五所引後唐張昭《太祖紀年錄》、薛史《張全義傳》、《武皇紀上》、《李克修傳》考之，光啟三年，河陽軍內戰，李罕之、張全義以澤州賂克用以求相助，克用遂以安金俊為澤州刺史。依司馬光所考，其時間當在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