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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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加強軍隊總部機關人員的專業素質化建設，大力推進指揮管理的資訊化、網路化，成為李曜穿越前，軍隊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當時有很多專家表示，在撤消七大軍區之後，總部機關的管理負擔和指揮負擔都將大大增加，所以總參謀部的職能必須大力加強和細分，其執行機制也要作大範圍調整。要使其充分發揮出軍隊大腦和中樞神經的關鍵作用。作為一個軍迷，李曜也是曾經關注過的。

不僅關注，他還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作為一個軍事上的偽德粉，他一直認為19世紀德國陸軍科學高效的總參謀部體制，對於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中國軍隊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這當然不是隨口一說，其實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軍隊就已經開始仿效德軍的總參謀部體制，建立起了自己的參謀機構。但是由於種種複雜的歷史原因，這種行之有效的指揮管理體制，最後卻演變成了軍隊的“秘書處”，“文書處”。為了保證軍令政令的統一，為了維護軍事首長的絕對權威，參謀部的職能被逐步弱化、邊緣化。後來出現的所謂“大司令，小參謀”、“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的比喻，更是充分折射出了參謀在軍隊中的尷尬地位。那些本該成為軍中精英，軍中嬌子的參謀軍官們最後淪落成大司令的影印機、傳聲筒。參謀軍官普遍缺乏獨立分析、判斷的主觀能動性，只參不謀，謀而不斷。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制定作戰計劃，不首先從實戰出發，從科學出發，而是一味地去迎合首長的意志，揣摩首長的心思，作業規劃嚴重脫離實際，紙上談兵。

李曜覺得這種畸形的指揮管理體制所產生的危害，在上個世紀70—80年代對越自衛反擊戰之前，反映的還不是很明顯。原因主要在於當時軍中的中高階指揮員大多經歷過國內革命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等無數次戰火的考驗，擁有非常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和優秀的軍政素質，再加上當時的作戰手段單一，軍事指揮還沒有形成系統化、資訊化，對軍事指揮員的專業技術要求並不高等因素。所以軍隊首長能夠比較好的進行“鐵腕指揮”。參謀部的重要作用並沒有得以充分的體現。換句話講，當時的中國軍隊還不具備“參謀部指揮”的歷史條件。

但是到了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時，中國剛剛經歷十年動亂，軍隊戰鬥力遭到嚴重削弱，以毛先生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軍事指揮員也大多離開了指揮領導崗位，雖然指揮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首長也是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沙場老將，但畢竟幾十年久疏戰陣，又由於體力和精力的下降，也不可能再親臨前線，掌握戰場真實情況，所以“鐵腕指揮”遇到了困難。

然而此時的參謀機構在十年動亂期間，早已變成高幹子弟的休養所和晉升中轉站，魚龍混雜，素質低下，根本不可能履行正常的參謀職能，在首長無法作出正確決策時，不能適時承擔起軍事指揮的責任，也缺乏這種相應的激勵機制。於是最終導致了中國軍隊在開戰初期的慘重傷亡。試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國軍隊已經建立起職能完備的、科學高效的參謀部指揮體制，就肯定不會出現這種情況，致少也可以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血的教訓，殷鑑不遠。

一個相反的例子，則是1898年9月18日，赫爾姆特·馮·毛奇出任德國陸軍總參謀長，在接任總參謀長的職務之後，毛奇對總參謀部的組織機構進行了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使德軍總參謀部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軍隊的先進指揮管理體制。為德國贏得統一戰爭奠定了至關重要的軍事基礎。自1815年以來，德國有近半個世紀沒有打過大仗，從上層高階指揮員到基層普通士兵都普遍缺乏近現代戰爭經驗（對比中國在對越自衛反擊戰前的情況，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但德軍卻依靠科學高效的總參謀部運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