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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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韓愈的說法，反映了人們對糧食生產與消費比例失衡問題的普遍憂慮。

開元、天寶時，當時天下賦稅收入尚能滿足長安所需的580萬石糧食。天寶中，度支歲計粟二千五百餘萬石，其中一千萬石入兩京庫、京倉，充尚食、京官糧料，五百萬留當為外官祿米，一千萬石供諸道節度使軍糧及貯當州倉。德宗時“每歲天下共斂……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二百餘萬石供京師，比開元天寶時減少一千萬石。需求依舊，而賦稅收入減少，六宮尚不能及時供應，京官祿米俸料不能全給。自至德後（756年）不給京官祿米。“自大曆（766年）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毎歲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閒廐、五坊、南北衙、宿衛並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德宗興元元年（784）十二月詔，“京百官及畿內官料俸，準元數支給。自幸奉天后，運路阻絕，百官俸料，或至闕絕，至是全給。”昭宗乾寧初，有官員建議“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遭到宰相的反對而作罷。

長安太倉所需的580萬石糧食中，關中能生產多少糧食？關中能交納多少糧食？史書關於鄭國渠的灌溉效益的記載，是有問題。唐大曆初，鄭白渠灌溉6200餘頃，以畝產4石計，則僅收248萬餘石；旱田3000餘頃，以畝產1—2石計，約收30—60餘萬石。水旱田合計約收穫300餘萬石。唐前期課戶課口交納租米，建中以後按丁產戶等交納兩稅。關中農戶能交入京倉的稅糧，大約最多二百萬石。開元二十二年後裴耀卿為轉運使，三年運700萬石。二十五年，年成豐收，朝廷在關中收購數百萬石餘糧，下詔停止當年關東漕糧運輸。天寶中每年漕運二百五十萬石，而德宗時“令江淮歲運米二百萬石”。”要之，關中每年大約能提供二百多萬石，需要漕運關東二三百萬或四百萬石，才能滿足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需要。而這個數量正是漢武帝以後、唐德宗貞元以後，一般年份的漕運額。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鄭白渠並沒有“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以上分析了漢唐京師長安糧食供應並不完全依賴關中，而東南漕運亦佔半數以上的各種社會因素。這個問題，與自然因素有無關係？朱士光先生根據陝西省氣象局與氣象臺的統計，認為，自公元前2世紀至20世紀前半葉，關中水旱有增多趨勢，並且與氣候變化相關。春秋、戰國、秦與西漢前期（公元前770—前122年），關中氣候溫暖、溼潤，年平均氣溫高於現代1-2c，平均降水量多於現在。西漢後期至北朝（前121—581年），關中氣候寒冷乾旱。隋和唐前中期（581—805年）7、8世紀，關中氣候溫暖溼潤，年平均溫度高於現代1c左右，年降水量高於現代。唐代後期即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至北宋（即貞元年間之後的9世紀—11世紀），氣候涼幹。

可以看出，長安的糧食供應與關中氣候變化方面，存在著一定的正相關性，即西漢前期和唐前中期，關中比較溫暖溼潤。這些時期，長安的糧食供應，主要依賴關中。漢武帝以後，及唐德宗貞元以後，關中氣候以冷幹為特徵。長安的糧食供應，則主要來自東南漕運。這個變化，除了前述的各種社會因素外，溫度和降水的變化，是造成關中糧食生產能力不足、依賴東南漕運的自然條件因素。溫度的降低，降水的減少，主要透過影響作物的生長期和土地的生產能力，來影響人類社會。而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各佔多少比例，則比較難於確定。

綜上，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班固引用民歌“衣食京師億萬之口”作為信而有徵的史料，來證明鄭白渠是京師衣食之源，並不十分確切。漢唐長安糧食供應，關中大約只能提供二百萬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