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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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國家納稅的勞動人口大大減少了。德宗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指出，近代以來，入仕之門太多，貴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益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九品之家，不納賦稅，子弟又得蔭補恩獎，坐食百姓。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祿利之資太厚。儘管缺少數量統計，但為國家納糧農業勞動力減少，而仰食於太倉者增多，確是唐人比較普遍的看法。

漢唐時關中不足以供長安。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年），關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陽“就食”。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等，時常到東都洛陽“就食”。武則天前後居洛陽30年210天。關中糧食不足，洛陽漕運便利，當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年）陳子昂上奏：“臣聞秦都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取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謹，人被荐饑。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他反對從東都運送唐高宗靈柩回長安，其理由是三輔遭遇旱災，長安無法供應朝廷百官的基本生活需求。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國家帝業本在京師，……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關中地狹、糧食不足，成為朝廷最大的憂慮。

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指出，秦以關中而滅六國、唐以天下財賦供京師而國勢不強的原因，在於關中水田和農業勞動力不足：“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伕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矣。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其後仕宦之途猥多，道釋之教漸起，浮華浸盛，未業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為農，十人習戰，其餘皆務他業。以古準今，損益可知。又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餘頃。關中沃衍，實在於斯。盛唐永徽中，兩渠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曆初，又減至六千二百餘頃。比於漢代，減三萬八九千頃。每畝所減石餘，即僅較四五百萬石矣。地利損耗既如此，人力分散又如彼，欲求富強，其可得乎！……誠能復兩渠之饒，究浮食之弊，恤農夫，誘其歸，趣撫戰士，勵其勳伐，酌晁錯之策，擇險要之地，繕完城壘，用我所長，漸開屯田，更蓄財力，將冀收復河隴，豈唯自守而已哉！”杜佑從農業勞動人數和水利角度，來評論秦漢關中的富裕和唐中期關中的衰敗。秦漢，關中農業勞動力佔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農田灌面積近五萬頃；而唐朝，關中農業人口才十分之一，而灌溉面積不足萬頃。如能恢復關中農業發展，就仍可建都關中。但杜佑也意識到關中經濟地位的下降。稍後，韓愈《原道》說：“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代農、工、賈都是生產者，只有士人才是消費者；唐代從事生產的仍是農、工、賈，消費者則包括士、僧、道，即“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生產者少消耗者眾是財富貧乏、人民流離失所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