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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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至大曆三年（768），食實封者二百十五家，則大曆時比唐初，一百五十年間增加了七八倍。凡食四萬四千八百六十戶。自至德元年至大曆三年，封異姓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十來年，封家增加了二倍多。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納租糧的農戶增加，而國家的納糧戶減少，賦稅收入減少。因此，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議，禁止封家自徵租稅，一切附租庸輸送。韋嗣立建議納糧戶交納租庸後，“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直到開元時才規定，“凡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帳，準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勅：‘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庸調送入京。”封邑遍及全國，但關中封邑數量無疑會佔很多，直接佔有了國家的租庸調收入。

（2）隋唐京官的職分田、公廨田、賜田，多在京城百里內外，減少了關中納糧土地和農戶，從而減少了關中的土地生產能力和國家收入。隋朝開皇初（589年），蘇威認為京師“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但王誼說，“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贍。關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開皇十二年，“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議者鹹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毎丁才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關中成為著名的狹鄉，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3）佛道寺院佔地甚多。狄仁傑說：“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4）長安皇宮、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業建設的增加。以上諸多因素，都使關中耕地減少。

其次，權勢之家佔有耕地，勢必佔有水利資源，關中鄭白渠灌溉面積減少。唐朝重視水利事業，盛唐時關內道水利工程9項，次於河北道和河南道。關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漢魏之舊，但是工程數量、新闢水源和營建技術上都超過了前代。同州自龍門引黃河溉田六千餘頃，朝邑、河西引洛水和黃河水灌田，水利工程向渭河南岸擴充套件。但是鄭白渠的灌溉面積減少了。秦漢時鄭白渠灌溉面積達4萬餘頃。唐朝權勢之家多在涇河渠道兩岸設定水磨牟利，使水量減少，灌溉面積減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說：“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僧大賈競造碾磑，止溉一萬許頃”。在高宗、玄宗、代宗、憲宗時代，王公權要之家以水碾阻斷水流妨礙民田的情況，非常嚴重，京兆府的官員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復如舊。“至大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餘頃”。自大曆到寶曆（826）六十年間，上游涇陽縣權勢之家阻斷水流，影響了下游高陵縣灌溉。要之，圍繞鄭白渠水利所進行的水磨和灌溉之爭，實際是豪強爭奪國家的利益，鄭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縮減了。

再次，勞動力投入不足，關中社會總人口中，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不足。唐朝京師各種消費性人口增長，而為國家納稅的農業生產力人口減少了，中唐以後情況尤甚。不少官員都指出，佛道人數增多，減少勞動力人口，從而減少了國家稅收。狄仁傑說：“逃丁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李嶠說：“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人，其中高戶多丁，……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徵行租賦，何以補之？”姚崇說：“自神龍以來，公主及外戚皆奏請度人。……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楊炎說：“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佛道寺院佔有土地、蔭附避役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