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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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必然增加。杜佑建議“俾士寡而農工商眾，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

京師佛道人口增多。唐長安佛寺眾多，韋述在開元年間統計，長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計91所。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記載長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計109所。長安附近及秦嶺山上還有許多佛寺，估計天寶時長安及其附近地區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計，則長安及其地區的僧尼26000-30000人。長安城內共有道觀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觀50人計，則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寺院道觀佔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但寺院道觀佔地，會減少關中納糧地畝。杜佑指出關中糧食消費增多，是由於“仕宦之途猥多，道釋之教漸起，浮華浸盛，未業日滋”等社會因素。

總之，盛唐時，長安人口約70萬，其中依賴國家供給糧食的人口約32萬，包括皇室及服務人員15萬、京官和京吏37727，禁軍和附近駐軍12萬，到京師參加選官和科舉者最高1萬等四種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計，長安依賴國家供給的30餘萬人口，約需糧食580萬石左右。

關中鄭白渠下農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萬石左右的糧食？土地，作為自然環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動植物和氣候等；作為生產要素，指耕地。關中生產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產更多糧食。生產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積的減少和勞動力人口的不足；人口減少，指關中向國家納糧的農業勞動力（課戶課口）的減少。在勞動人口素質、生產工具和技術水平不變時，耕地數量和勞動力數量投入的增加，是生產發展的關鍵因素。耕地和納糧戶口，才是統一皇朝發展的地理和物質基礎。與消費人口的增加相反，關中土地生產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減少，農業勞動力分散。

首先，耕地總量變動不多，但是關中為國家納糧的土地面積減少。當秦孝公（前361—前338年）用商鞅變法時，關中地多人少，三晉人多地少，關中是吸引三晉的寬鄉。到北朝和隋唐時，一千年間，關中人地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地廣人稀，變成地少人眾；由“寬鄉”變成“狹鄉”。寬鄉指土地充足農戶受田多，狹鄉指土地不足農戶受田少。為什麼關中水利田面積會減少？大致有四種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數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積和農戶減少。分封，就是允許王侯之家直接佔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戶，自收租稅。這必然減少國家的納糧戶和租稅收入。漢初王侯百餘人，王侯佔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王侯土地多在東南。朝廷只有三河、東郡、穎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共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食邑還在其中。因此，漢初每年從關東漕運以供給京師不過數十萬石，原因是京師官員數量少、朝廷領有郡縣少。漢武帝削弱諸侯王，名山陂海盡歸朝廷，漢郡八九十；諸侯國大者不過十餘城，小者不過數十里。漢武帝、宣帝時每年漕運東南四百至六百萬石糧食到京師。“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唐封爵九等，雖無其土，加實封者受國家租庸。自武徳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封家食邑，遍據天下膏腴美地。到中宗景龍（704-710）時，“恩倖食邑者眾，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於是韋嗣立上書論封戶之費：“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問戸部雲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在太府，毎歲庸絹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自至徳二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