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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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州等，約12萬人。唐前期府兵自辦衣糧，而募兵則由國家供養。如按《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計，則10萬軍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萬石軍糧，而不包括馬料在內。天寶中，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其中三百萬折絹布入兩京庫，三百萬石回充米鬥供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併入京倉，四百萬江淮回造米轉入京，充京官祿米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使軍糧及貯當州倉。長安的皇宮尚食、京官祿米及折色佔一千萬石，各地節度使軍糧約一千萬。建中二年，沈既濟上疏：“臣嘗計天下財賦，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猶空。”呂祖謙說：“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常視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募）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矣”。漢唐長安漕運的增加，與祿米、軍糧有直接關係。

京師士人太多。讀書人口增加，是使京師糧食消費增加、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對唐乃至對中國後期皇朝影響甚巨。在影響京師長安糧食供應問題上，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隋廢除九品中正制，舉行科舉考試，讀書人要到京師參加科舉考試。第二，隋官員任命考核權歸吏部，所有官員都要到京師等待詮選。這兩種人聚集到京師，影響到京師的糧食供應和物價平穩。當時官員曾論及於此。開元三年（715）張九齡上疏說，“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開元十七年（729）國子祭酒楊說，“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約玄宗開元后期，洋州刺史趙匡上奏論科舉弊端，第九條“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這些人消耗了長安來之不易的江淮漕運米。德宗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奏論科舉弊端，提出“當今天下凋敝之本實為士人太多”的觀點，他說：“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烏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產，奉四方遊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當今天下凋敝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他主張，如果一萬人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則“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減少浮食人口，可以穩定京師物價。洋州是天寶之亂後江淮漕運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扶風的必經之地，洋州刺史趙匡親歷督漕艱難；禮部官員職掌貢舉之政令，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親見京師貢舉人數之多，親歷職事之繁。因此他們關於唐德宗時代京師物價昂貴、漕糧運輸艱難、糧食消費繁重的認識，反映了實際情況。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舉弊端產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縣數量增多，選官途徑增多，選官權悉歸吏部。秦代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唐朝則有三百五十郡。郡縣增加，必然增加官員數量。“秦法，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天下推薦，天下才過百數；……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名目眾多，……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自隋文帝開始，“內外一命，悉歸吏部，……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到京師參加詮選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