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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純消費性人口的增長,即長安皇室、京官、禁軍、士人等多種消費人口的增長,需要消耗大量糧食。他們是東南漕糧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師純消費性人口的增加,而關中生產投入的不足——國有土地數量減少(水利灌溉面積減少)和勞動力數量不足,是造成漢唐京師長安糧食供應依賴東南漕運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說,地小人眾、人勝於地、生之者少食之眾,並非老生常談,而是反映了人們對糧食問題的憂患意識。
京師皇室及服務人口眾多。漢武帝時,司馬遷就感受到了長安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稱長安“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是當時三個地小人眾的地區之一。《漢書·地理志》記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達到68萬多,人口密度為95人/平方公里。長安縣的人口已達到8萬餘戶,24萬口。西晉時關中人口百餘萬。唐長安人口約70萬,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萬人,開元、天寶中,宦官約5000—10000人,宮女約5萬人,官奴婢有3萬人,工匠樂戶約3-4萬人。總之,皇室及其服務人口大約15萬。
京師官員人數增加。官員中,有京官(內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師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別。京官(內官),指京師帝王之官。內職掌,指為帝王及其家屬服務的人員。職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祿和糧料,由太倉支給。西漢哀帝(前6-2年)全國官吏130285員,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全國官吏368668員,700年間,唐比漢增加了近3倍。西漢京師官吏數,史書不載。東漢(25-220年)京官1055員、京吏14225員;唐貞觀六年(632)京官640多員;開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員、京吏35107員。500年間,唐比漢增加了2·46倍。100年間,開元比貞觀增加了4倍。
官員人數的增加,意味著祿米、職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祿米、俸料、職分田、公廨田。京官,祿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祿米減京官一等。京官祿米,以太倉之粟充之。京官祿米一年約五十餘萬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錢、食料、雜用、課錢四部分,分別指官員購買糧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補助、工作餐和個人生活補助、自備工作所需物品補助、護衛和庶僕代役使錢之補助。上述四項,後合併為一種俸料供給。京官及外官,都有職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職事各職分田,自十二頃至二頃不等,並去京城百里內給。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京城百里外給。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頃至二頃不等。“自大曆(766)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毎歲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閒廐、五坊、南北衙、宿衛並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
漢唐京官祿米取給太倉,是漕糧支出的大宗。漢官品級,以俸祿糧石數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間(780-783年),杜佑上奏:“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眾,經用雖繁,人有力餘,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籍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地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得三百餘萬,比天寶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非可仍舊如”。官員數量的增加,而交納租賦者減少,是當時主要的政治經濟問題,影響到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引起經國大臣的憂慮。
京師軍隊人數眾多。武德年間,禁軍約3萬人。開元二十六年(738)北門禁軍約3萬人。自開元至天寶,駐守京師的宿衛兵約10萬人,其中北門禁軍3萬,長從宿衛66000人。加上駐守同州、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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