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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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廨雜使。犯流應任居作者，亦准此，婦人亦留當州縫作及配舂。諸流徒罪居作者，皆著鉗，若無鉗者，著盤枷，病及有保者，聽脫，不得著巾帶。每旬給假一日，臘寒食各給二日，不得出所役之院，患假者倍日役之。”很顯然朝廷對刑徒、流徒的役使更為殘酷，管理更為苛刻，刑徒、流徒的處境更加艱難，其勞作更加具有無償性。

當然了，官奴婢、番戶、雜戶及刑徒、流徒人數較少，不是官府手工業的主要勞動力。主要勞動力是朝廷根據需要從各地徵調的各類工匠和丁夫。大唐雖然風氣之開放冠絕古時各朝，但仍實行劃分士農工商四民界限的政策，朝廷對民間工商業者立有專門的世襲匠籍。《大唐六典》所云“工商皆為家專其業以求利者”，《尚書工部·總括》所云“工巧業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後，不得別入諸色”的規定，證明了大唐匠籍確實存在。

匠籍則按照工種不同而分類編制，載明各工種工匠的人數和人名，每三年一造，縣以籍成於州，州成於尚書省，由尚書戶部總而領之。透過縣州造籍，戶部總領，大唐朝廷對各地工匠建立起詳備的檔案資料。匠籍而外，在工匠的組織方式上，朝廷又按地區進行劃分，對工匠實行類似於對府兵的編制管理，即所謂“凡工匠以州縣為團，五人為火，五火置長一人”。團設有團頭；團頭、火長一般由朝廷指派，對朝廷負責。在工匠的徵發和役使上，朝廷根據需要，按籍索匠，直接下帖於團頭，團頭則督率團內工匠應時而作。

若稽留延誤，法律上有明確的治罪條例，即“丁夫雜匠，被官差遣，不依程限而稽留不赴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而將領主司(謂親領監當者)則罪加一等，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朝廷“少府監匠，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將作監匠，一萬五千人”，即是“散出諸州，皆取材力強壯，技能工巧者”，亦即徵自各地民間，而且工匠“不得隱巧補拙，避重就輕”。

丁夫的徵發與役使略同於工匠，為方便起見，朝廷以戶為單位編制有專門的差科簿。被徵發到各類官府手工業機構中的工匠在朝廷官吏的嚴格管理下，按照有關規章具體勞作。在《大唐六典》明確規定：“凡教諸雜作，計其功之眾寡與其難易而均平之，功多而難者，限四年三年成，其次二年，最少四十日，作為等差，而均其勞逸焉。”其註文曰：“凡教諸雜作工業，金銀銅鐵鑄鑿鏤錯鏃，所謂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漫)者限二年成，諸雜作有一年半者，有一年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對不同的役作專案的完成時間有著明確的規定。

對工匠的技術培訓及役作的宏觀管理也有著嚴格規定：“鈿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路(輅)樂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槊之工，二年；矢鏃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幘之工，九月。教作者傳家技。四季以令丞試之，歲終以監試之，皆物勒工名。”

若工匠造作不遵章法，法律上有明確的治罪條例，具體負責監當造作的官吏也難辭其咎。《唐律疏議》卷十六《擅興律》工作不如法條曰：“諸工作有不如法者，笞四十，不任用及應更作者，並計所不任贓、庸，坐贓論減一等。其供奉作者，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為罪。監當官司，各減三等。”以保證官府手工業製成品的質量。在某些大型工作中，朝廷還實行工頭負責制。如武后垂拱四年修建明堂，由薛懷義“充使督作”，凡役工數萬之多，施工中“置號頭，頭一闞，千人齊和”。柳宗元所撰《梓人傳》也記載了梓人指揮群工役作的情況：對這個梓人，群工“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這裡的號頭、梓人一類的工頭，並不是朝廷官吏，是由朝廷指定的技術方面的負責人，剛才張敬詢提到的水利司“常員”中，就包括了這些技術人員和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