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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穿越到唐朝之後對“監軍”的瞭解,李曜現在對“監軍制度”已經沒有了早先那種莫名的憎恨,而是更關注監軍本人的品性、能力。當然與此同時,他作為地方藩鎮首領,對監軍也談不上有太多的好感。

事實上,李曜如今對監軍的態度是:有利用價值,要盡力利用。

而張居翰此人,李曜很清楚,這是一個很值得一用的人才。他年僅二十五六的時候,就在排資論輩風氣極盛的皇宮中做到樞密承旨,繼而升為內府令,這兩個位置都是那種既會做事、又會做人之輩才能玩得轉的,而他做了,且做得甚好。歷史上他在此之後就出任劉仁恭的監軍,朱溫掌控朝廷大權,逼迫昭宗殺掉各地監軍,廢除宦官監軍制度之時,劉仁恭抗旨悄悄將他隱匿,這也變相地說明他做人做事的能力。而後李嗣昭出鎮,他為李嗣昭監軍,更是立下莫大功勞,待得李存勖滅粱稱帝,大封群臣。當時宦官馬紹宏與大將郭祟韜資格老,功勞大,二人當為掌兵權的樞密使。相對而言,馬紹宏的資歷高於祟韜,但他誣殺大臣,收受賭路,作威作福,天下人多怨之。郭祟韜恐伯他掌權之後難於駕馭,便奏請資歷比自己低的張居翰同掌樞密,另委馬紹宏為宣徽使,馬紹宏因此怨望不已。郭崇韜當時選擇張居翰,也是因為了解張居翰的個性,果然張居翰深知自己無法與郭崇韜抗衡,因此謹小慎微,最終保住性命。

如果僅僅如此,李曜也只是當他可以一用罷了,但也未必大用,因為他沒有擔當。然而後來還有一事,卻可以證明他是有擔當的,此前只是礙於形勢,不得已而謹慎自保罷了。

那是同光三年九月,後唐莊宗李存勖命太子李繼岌、樞密使郭崇韜出征後蜀,蜀主王衍之弟王宗弼暗地裡向郭祟韜投降,請求封自己為兵馬留後,郭祟韜許之以節度使之職。

後唐軍至成都,王宗弼遷王衍於西官,收成都尹韓昭、宦官宋光嗣等殺之,將首級送給李繼岌,王衍自知抵擋不住,遂上表乞降。繼岌入成都時,王衍身穿白衣,銜壁牽羊,以草繩繫頸,迎降道左。莊宗召王衍赴洛陽,並賜詔書說:“固當列士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結果到了同光四年四月,就當王衍行至秦川驟時,突然傳來了李嗣源在魏州被叛兵擁立為帝的訊息,李存勖慌忙東征平叛。大軍將從洛陽出發時,伶人景進獻計說,李嗣源來勢兇猛,陛下應獅子搏兔,全力以赴。如今太子繼岌遠在成都未歸,陛下跨河東征,國內必然空虛。王衍族黨不少,一旦為亂,局勢將不可收拾,不如將其殺掉,以免除後思。

莊宗當下便派宦官向延嗣齏敕誅殺王衍,並下詔說:“王衍一行,並宜殺戮。”

張居翰在複查詔書時,認為王衍既己投降,現在又出爾反爾,把他斬首,實在不合天理人情,便將用書貼在柱子上,將‘行’字塗掉,改為“家”字,於是“王衍一行。便成了“王衍一家”。

擅改詔書顯然是要冒殺頭風險的,所幸的是,向延嗣根本沒有想到當時唯唯諾諾地張居翰居然有勇氣偷改詔書,因而接到詔書時並未懷疑。更何況當時軍情緊急,羽檄飛馳,李存勖自顧不暇,當然也無心追究此事了。正是因為這一字之改,後蜀百官及王衍的僕役等一千餘人的性命,才得以保全。

李曜作為一個後來人,看過無數災難後全國齊心救援中發生的感人故事,深知生命的可貴,因此心中對張居翰的評價頗高。張居翰不倚仗地位招事攬權,冒死更改詔書以救無辜,在宦官中不失為正人君子。連對道德要求極其嚴格的北宋大文豪歐陽修在論及後唐的宦官時也說:“承業(即張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替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

李曜這段時間其實一直在觀察張居翰,只是這位監軍的確格外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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