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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會派中央級的官員不定期地赴地方巡視監督。
由於畿內屯田直屬司農寺,所以,督察官一般由司農卿和司農少卿擔任,在每年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而州、鎮、諸軍的屯田,則一般由監察御史分掌,“若諸道屯田及鑄錢,其審功糾過亦如之”說的便是這種情況。但也不排除派其他使職督察的情況,如開元二十九年,敕新豐、朝邑屯田,令長春-宮使檢校。此外,在基層還設立過都巡倉碾河堰判官、屯田都巡使等巡視屯田的官職。
對於營田事務,則沒有常設的巡視官員,只是在出現重大問題時,朝廷會臨時派專人巡查。如穆宗時,賀拔志為度支水運營田使,為圖功效,虛報營田數,帝乃命主客郎中白行簡覆驗,志不勝其懼,遂欲自裁。這裡主客郎中白行簡查驗賀拔志營田一事,即屬臨時指派。
然而這是朝廷能夠正常行使職權的情況下,實際在黃巢之亂後,朝廷行使職權的範圍小了很多。譬如李曜這個河中節度使下,屯田、營田的收入,已經完全不向朝廷上繳,朝廷自然也不會免費派人幫他來管理,因此那批中基層的官吏雖然仍在,但事實上已經並不向朝廷述職,而是直接對節度使府負責。換句話說,這些屯田、營田,都歸河中節度使府“自負盈虧”。
後世對這種情況的處理態度很簡單:國家財政補貼。換句話說就是拿工商業的利潤來補貼農業生產。但是目前有兩個問題:一是工商業方面現階段投資很大,而收益暫時還拿不到;二是補貼的方式,是直接補貼錢,還是以減稅來變相補貼。
李曜於是道:“逃走的不必強抓了,將剩下的田地重新分配,現在剩下多少戶,就分多少戶,按戶平均分配。”
張全義微微一怔:“會不會多了些?現在逃掉的約莫佔了全額兩成,這樣一分……”
李曜擺手道:“無妨。”
張居翰則皺眉道:“人手少而田地廣,若是他們種不了這麼多地,怎麼辦?”
李曜道:“改變徵稅辦法,降低稅率,而後多出來的糧食,全歸他們自己,節帥府不再額外徵收。”
張居翰二人吃了一驚,張居翰道:“節帥這辦法,於民固然有利,但這般下來,軍府所得糧食只怕不夠啊。”
李曜道:“無妨,幾大水利工程開工之後,河中的水利建設便不比以往,似去年大旱那般的凶年,我河中也就不至於顆粒無收。另外,農業司正在研究幾種改進型的農具,一旦成功,對於節省人力資源,也是有幫助的。至於軍府所得糧食會不會不足,此前農業司方面也曾做過核算,認為我們河中現在缺的不是人口,而是耕地,只要再開發一些梯田,在一些不適合種糧的土地上種植一些其他作物,糧食本身並不短缺。事實上,某如今更關注的是糧食的轉運調撥,軍府一旦作戰,糧食在轉運調撥中的損耗實在太大了。”
李曜最後這句話是古代社會的一個實情:光有糧食不夠,運輸才是這個時代的大問題。
一般認為,商品構成及其流轉距離,是衡量古代不同歷史時期商品交換水平的兩個重要尺度。商品構成如果包括更多的生產資料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內,而且其地區間的流轉距離加大,無疑標誌著商品交換規模的擴大和商品經濟水平的提高。其中,糧食的長途販運格外關鍵。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引用漢代諺語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表明漢代人已經認識到糧食長途販運的距離與其商業利潤之間有一定的數量制約關係。
李曜搞供銷出身,當初他所在的那家大型國有企業的貨物運輸也權操其手,他甚至還去進修過一段時間,其中有一名教授上課時就從古到今地分析過商品運輸。那位教授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糧食長途販運現象比前代增多,並以此作為當時商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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