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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障了河西走廊暢通及唐朝的商旅來往的安全。
其次,“保長安”。河西、隴右節度使除了保護了河隴地區的安全、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外,同時也助唐朝平定內亂,護衛了京師安全。唐朝歷史自從進入天寶年間,逐漸開始走向衰落,玄宗不理朝政,任用奸臣。而地方節度使權力越來越大,集地方財、政、軍大權於一身,“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險要,專方面,既有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佈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致使節度使所統轄的藩鎮割據逐漸形成。終於在天寶十四年,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及其部史思明發動叛變,以摧枯拉朽之勢,佔領了洛陽、長安。中央政府抽調河西、隴右及北庭、安西四鎮的精兵強將東進平叛,護衛京師。經過長達八年的奮戰和政治妥協,“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下去。後廣德二年(公元764)又有僕恩懷恩造反,又是河西節度使楊志烈命監軍柏文達率軍解救京師之危。
唐朝的兩次大的內亂,在河西、隴右兩節度使的協助下,終被平息下去。
然而,隨著唐朝內亂的平息,河隴地區卻逐漸被吐蕃所佔領。安史之亂期間,河西、隴右節度使的精兵被東調,河隴地區空虛,因而“吐蕃乘我間隙,日蹴邊城,或為擄掠傷殺,或轉死溝壑,數年之後,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蕃戎之境,湮沒數十州”。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吐蕃陷威戎、神威、武寧、宣威、金天、天成等軍和定戍等城;第二年,又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漠門等軍;寶應元年(公元762),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至此,“隴右地盡失”。代宗大曆元年(公元766),吐蕃又佔甘州、肅州,十一年,再佔瓜州;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佔沙州,貞元七年(公元791),攻陷西州。
安史之亂後不到半個世紀,河隴諸州及安西、北庭轄地皆被吐蕃佔領。廣德元年,吐蕃控制了河隴地區後,曾一度兵鋒直指長安,代宗出逃。雖然十三天後,郭子儀率軍收復長安,但這這不能不說是由於“安史之亂”及僕恩懷恩造反而兩度抽調河西、隴右節度使的原因所造成的,同時也突出了河隴的重要戰略地位及河西、隴右節度使的重要作用。
當然從另一個方面又可以看到節度使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節度使設定的初始目的是防止少數民族進犯,保障邊境安全與穩定,其性質是純軍事性的。在初期,節度使也的確起著軍事作用,達到了預想的目的。可是,到了後期,節度使集地方軍、政、財大權於一身,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藩鎮割據也由此產出,大唐也形成了外強中乾的政治形勢,加劇了大唐的衰亡,“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清末史學家趙翼曾說:“節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於是方鎮之勢日強,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於方鎮,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禍始,皆由於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
不說別人,就說李曜,若非在河中時財、政、軍三權齊掌,哪裡有機會西進長安,繼而成為“關中王”,控制朝廷,威震天下?
可見節度使的設定,在後期不僅沒給唐朝邊境帶來安定,相反,卻使唐朝內部陷入動亂,從而引發了藩鎮割據勢力的不斷爭鬥,並最終斷送了大唐江山的命運,“蓋唐之亂,非藩鎮無以平之,而亦藩鎮有以亂之”。這是從整體上來看,節度使設定的負面影響。
仍說河隴地區,在被吐蕃佔領後,河西、隴右節度使也隨之消失,雖然在瓜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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