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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用後世的話來說,就是人們消費生活資料、精神產品和勞務的方法和形式,一般透過消費品的種類、數量、質量、結構和消費支出方式等表現出來。大唐市民從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費,到文化娛樂的精神文化消費以及對勞動力的勞務消費等等,方方面面無不與商品市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唐城市消費基本屬於依靠市場完成的商品性消費。

大唐自立國開始,承襲了前代的一些做法,在城市建設上實行坊市制度,即嚴格區分商業貿易的“市”與居民住宅區“坊”,並加以嚴密的管理控制。從京城到各地州縣均設定有“市”,各大城市的“市”中更是店鋪林立,貿易繁榮。在北方,京城長安東市,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洛陽南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南方揚州當南北大沖,百貨所集,列置邸肆。廣州乃廣人與蠻雜處,地徵甚薄,於是多牟利於市。

但自唐中期起,商業的繁榮和市場的擴大就日益衝破坊市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在“市”以外各坊日漸散佈有各式各樣的商肆店鋪,貿易交換不再侷限於“市”內進行。而且,有許多小商販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直接深入居民區進行商業貿易。另一方面,“坊市”制度下嚴格的夜禁制度漸漸放鬆,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興起。如長安崇仁坊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汴州“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大唐城市中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成為市民依靠市場進行商品性消費最為重要的硬體。

在商業貿易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大宗商品逐漸形成了以城市為中轉或最終銷售地的專門市場,為市民進行商品性消費提供了便利。如成都蠶市,韋莊有詞雲:“錦裡,蠶市,滿街珠翠”。揚州藥市,“揚州喧喧賣藥市,浮俗無由識仙子”。按照李曜的觀點來看,這是糧食等農產品以及糧食作物和農副產品從生產到銷售表現出來的不同程度的商品化,這也是他派人收集了幾乎全國範圍內的糧食、酒、各種調味品、茶葉、甘蔗、桑、麻、棉花、絹布、蔬菜、水果、花卉、藥材、牲畜(肉魚)、木材等等商品的販運和銷售市場之後得出的結論。也就是說,城市周圍的各類農產品和手工產品,大都是經過市場,交換後再來到城市居民的手中。

大唐的市場體系由兩部分組成,一種是一般商品市場,也就是普通商品交換的場所,此外還有一種生產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文化娛樂市場。儘管大唐的生產要素市場發展還不完善,但的確已初具雛形。如後世通常講的城市消費服務市場,任何時候,除了以物品形式存在的消費品外,還有以服務形式存在的消費品,即消費服務。

馬克思說這種消費服務的完成其實只能依靠市場來實現。在大唐,城市中飲食、娛樂行業的發展以及遍佈於城市中的奴隸市場、僱傭勞動力市場,為市民進行服務消費提供了條件。我們曾研究過大唐江南城市經濟,發現大唐江南城市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城市內服務性行業蓬勃興盛。如《金華子雜編》卷下已說到鹹通中,金陵秦淮河上專門有百姓撐了小船以淘河為業,可以說是今天的河道清潔工。這種為城市服務的人員一個重要的來源是從勞動力市場上僱傭來的。

浮樑縣令張某秩滿到京師,在華陰碰到了一個黃衫吏,此人對張縣令說:“吾姓鍾,生為宣城縣腳力”。在延陵縣,陳生可以“求人負擔藥物”,到傭作坊中尋找人為自己挑擔服務。城市中酒店林立,各種各樣的旅店、逆旅、客舍、堠館為行商旅客提供著食宿服務。城市中房屋的出租、買賣十分常見。華亭縣令曹朗官秩將滿,不但來到蘇州買了一套大房子,還買了一個名叫花紅的小青衣,添置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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