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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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長住在蘇州了。

大唐的城市市民，特別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和市場的關係十分緊密，無論是一般商品市場還是生產要素市場，人們的消費絕大部分依靠市場來進行，依靠市場而完成。

另外，不同的消費群體又有的消費行為。如果把大唐城市中的常住居民劃分階層的話，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宮廷人員、官員等公職人員和一般市民。一般市民中只有手工業者屬於生產性人口，他們所生產出的產品或由國家徵收，或投入市場出售，他們自己的基本生活消費都不得不透過市場交換來完成。其餘大部分市民，包括舉子、商人、伶人妓女、僧尼等都屬於非生產性人口，其消費行為只能依賴市場交換。

宮廷和官員的消費與市場的聯絡則經歷了一個逐漸密切的變化過程。唐前期，宮廷的消費品主要來自諸司供給或諸方貢獻，按說是不需要與市場發生任何聯絡的，但這種局面逐漸被“宮市”的出現所打破。

李曜自入長安，就一直在觀察長安的不同消費群體，他覺得眼下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經濟文化的繁榮，使內廷對市場的需求極為迫切，與市場的聯絡更加廣泛，內廷人數的增加，更加大了對市場的需求量。與這種大趨勢相適應的是，官府供給系統中市場採購比重逐漸增加。”

這也不是他的孤論，唐人戴孚所著《廣異記》中也曾記載：“薛衿者，開元中為長安尉，主知‘宮市’，迭日於東西二市。”說明開元年間，內廷日常飲食用品中相當多的品種就需要到京城的兩大市場上採購。到代宗時，“宮市”由宦官負責，強買強賣引起民怨。“時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搶奪之。”且不論“宮市”的強制掠奪性，“半匹紅綃一丈綾”是嚴重的不等價交換，至少政府的“宮市”可以說明在商品經濟強大的衝擊力下，宮廷的消費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市場，當然也說明了唐朝宮廷消費慾望的膨脹。

而對於官員和貴族等公職人員來說，他們的消費品應當分為兩部分，一是來自皇帝的賞賜，二是來自市場。對於這兩部分所佔比例的多少，從唐前期到中後期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從唐前期的情況可以看出，皇帝的各種賞賜和國家的實物俸祿是貴族和官員主要的消費方式，但並非就不需要市場。

比如《唐會要》就曾記載：“貞觀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人市。”這條敕文是出於傳統意義上的抑商思想，但同時從側面證明，當時官員普遍有入市的情況，或者說，朝廷出於對高官身份的考慮而從品級上對其加以限制後，對五品以下官員出入市場放任不管了。

《大唐新語》也記有一則侍中陳叔達為母買水果的故事：“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萄，叔達為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後賜帛百匹，以市甘珍。”這可以說是官員及其家屬日常生活消費需要市場來滿足的有力例證。

到高宗時，城市中商品經濟隨著國家經濟的全面恢復而迅速發展，富商大賈湧現，貴族官僚與其交往頻繁。長安商人鄒鳳熾“其家鉅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甚至有些官員也開始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商品經濟對於貴族官僚思想觀念上的衝擊是十分巨大的。自武周起，史籍中頻見官員透過市場進行日常生活消費的記載。張衡位至四品高官，“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

自玄宗朝始，貴族官僚大範圍地捲入商品市場，不僅大量從事商業經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