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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道統繼承人自居,要效法孟子闢楊墨的精神來闢佛老。韓愈對異端的態度比孟子還要滶烈,不僅是理論上批判,還主張採取行政打擊手段,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強制滅教政策,還想重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已經失敗的毀教行動。這在李曜看來,自然是一種文化專制主義思想,並不可取。因為李曜理想中的儒學,是一種相容幷蓄,能夠吸收外來文化精髓,不斷改造自身,始終處在進步、完善中的新儒學。

回到韓愈,他在任國子博士時,寫了《進學解》,再次表示興亡繼絕的決心,立志“抵排異端,攘斥佛老。”“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

韓愈反佛最激烈的行為是五十歲時上《論佛骨表》。元和十四年,憲宗使人從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宮供養三天,全國都處在佛教的虔誠熱烈氣氛之中。韓愈上表諫迎佛骨,一謂佛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因而不合先王之道;二謂佛法造成“亂亡相繼,運祚不長”,“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三謂佛教狂信使百姓不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老少奔波,棄其生業”,“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四謂:“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其“枯朽之骨,兇穢之餘”,不宜敬奉。韓愈建議“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如此便可“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鑑臨,臣不怨悔。”

韓愈此表直忤憲宗心意,且歷數前代崇佛之君運祚不長,尤犯憲宗忌諱,故引起憲宗震怒,幾陷死罪,賴親貴說情,被遠貶潮州為刺史。韓愈後來在《與孟尚書書》中重申排佛的立場,主要擔心佛教之興,“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以為“釋老之害,過於楊墨。”

因此李曜認為,韓愈排佛,其現實的出發點是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害,其深層的文化心理是儒家民族文化的正統地位,他對佛教的批判基本上停留在外部的現象上,所說佛教是夷狄之道,背離忠君孝親、有礙農桑之業等論點,都是南北朝時夷夏論者顧歡、郭祖深、荀濟、李瑒、章仇子阤、李公緒等早已提出過的,並沒有新鮮深刻的內容,真正的理論性問題幾乎沒有觸及,而其文化上的民族狹隘性倒有淋漓盡致的表現。“佛如有靈,能作禍祟”等語,說明韓愈根本不懂佛法。雖然如此,由於韓愈敏銳覺察到佛強儒弱的危機,提出復興儒學的歷史任務,他的排佛崇儒活動,對於後來宋代理學的興起,發生了催化作用,造成較大的影響。

韓愈反佛,除了有膚淺性、片面性和妄圖用權力解決信仰等消極面以外,也還有色厲而內荏的問題。他被貶潮州以後,身處逆境,心情壓抑,鬱郁不能自解,便轉向佛教尋求精神的慰藉,與大顛和尚來往甚密,在《與大顛師書》中有“久聞道德”、“側承道高”、“所示廣大深回,非造次可喻”、“論甚宏博”等語,足見韓愈對大顛及其學問敬慕良深。信中卑詞相請,用“道無疑滯”的佛學義理,勸說大顛入城相會,說明佛學已入其心。

韓愈與大顛三信,蘇東坡曾論其假,而朱熹則考之為真。韓愈在《與孟尚書書》中,讚揚大顛“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難怪司馬光對此評論說:“蓋嚐遍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

韓愈還寫過一首《遣興》詩,詩中雲:“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此夢間。”黃叔燦評雲:“禪語後語。乃知公之佛,只是為朝廷大局起見,正本塞流,維持風教,惟恐陷溺者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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