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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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至道歸根，六如一偈，原不爭差。”李曜看書時讀到這樣的評論，也不禁面露微笑，因為他知道，對這種說法，即使韓愈復生也很難反駁。韓愈與佛教人士交往頗多，除大顛外，還有元惠、靈師、文暢、元十八、令縱等僧人，皆有詩相贈，稱讚他們有風采，為文清越，其行雖異，其情則同。總之，反佛的韓愈，在精神生活和情趣上也有不反佛和近佛的一面，由此亦可知佛學對學者群的影響達到了多麼深廣的程度。

而柳宗元本質上也是一位儒家學者，他立身行事的根基在儒學，一生的抱負是成就聖賢理想人格和實行修齊治平。他努力進仕，積極參預永貞革新，並非圖一己的富貴，而是要藉以行堯舜之道。

他在《許京兆孟容書》中說：“宗元早歲，與負罪者（指王叔文等）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謂是“素志”。他在被貶以後，寄情於文，以為“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基本不出《左傳》“三不朽”的價值理想。他著書為文以孔學為根本宗旨，曾說：“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其歸在不出孔子”他曾批評青年士子楊誨之“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他反對道教，認為人生的價值不在長壽而在聞道。《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雲，為了“求堯舜孔子之志、行堯舜孔子之道”，而保身長壽是可以的；此志已遂，此道已行，而身夭，則應無所悲哀，否則長壽如“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也毫無意義。說明柳完元的人生哲學基本上屬於儒家型別。

但柳宗元不好章句，自謂“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他也不固守儒學一家門戶，求學與聞道的領域都很寬博，有大家氣度。他在三教（儒、佛、道）、四學（儒、佛、道家、道教）、百家之中，除不通道教外，餘皆廣為採納，這是他與韓愈不同的地方。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對佛學有極深功夫，故積累了對佛教的深厚學識與感情。這種宗教感情在中年參預政府要務時曾一度淡薄，而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以後，復又濃烈起來。南遷為官，處事仍用儒術，思想情趣則更多轉向佛教。

他說：“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爾。”於時更喜讀佛經，樂與僧人交遊，自謂“事佛而佞”，因是而有《曹溪》、《南嶽》諸碑之作。他對於老莊百家之學都有好評。《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中不贊成將孔老對立，說：“餘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皆有佐世。”《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說，學文除讀儒經外，“《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採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天爵論》說：“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則其自然觀採自道家，與王充同。他著《種樹郭橐駝傳》，欣賞“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著《蝜蝂傳》，諷刺貪取高位厚祿而又不思危墮之戒者，有如貪積之蝜蝂一樣，不免落得可悲下場，這是道家“炎炎者滅，隆隆者絕”的思想。

柳宗元被貶官後，因無煩務而用閒暇大量讀書，《與李翱林建書》中說：“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正是在這樣廣博知識的基礎上，才形成他貫通三教百家的胸襟和才能。由於身處逆境，他更加親近佛教，不僅用以解脫精神上的苦悶，亦能對佛學本身諸多問題及其傳統文化的關係，發表有深度的見解。

柳宗元認為佛教有正宗，有流失，諸派紛陳，而道歸於一。《送浚上人歸淮南覲省序》說，佛教流傳中國後，“離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