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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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玄宗時]，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王摶既然是今日執筆宰相，有為李曜解說政事堂掌故之責，便將其所知一一道來，直說了一盞茶的時間，才將這其中來歷緣故說清。

李曜聽後，聯絡穿越前在史書、文獻中的一些瞭解，總算搞清了政事堂發展其實分了三個階段。原來宰相於門下省政事堂議政，雖在唐高祖武德年間已成為制度，但由政事堂議政發展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成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卻經過了一百年左右的漫長歲月。

第一階段是自唐高祖武德年間到唐高宗末年，為門下省政事堂議政時期。在這個發展階段中，雖然政事堂始終設在門下省，但作為一項制度，也是在不斷變化著的。武德年間，可以說政事堂純為宰相議政場所，如同現代的“會議廳”一樣，並非理政辦公之地。這個時期的政事堂，所以一直設在門下省，主要是因為自北朝以來，門下省權重勢隆之故。

貞觀年間，由於中書出令與門下封駁之間發生流弊，不是知非不糾，就是互相責難，影響了政府效能。太宗皇帝看到了這種情況，曾對黃門侍郎王珪說：“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

於是鑑於隋亡的教訓，太宗皇帝整頓了中央政府的組織機構，凡“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為了防止政府機構隨意擴大和官員冗濫，太宗還用法律制度加以保證。同時，他又提高政事堂地位，改變國家總樞機構中政務活動的某些程式。貞觀以前，詔敕雖多由中書出令，但承受者多，擬進者少，故宰相議政，多不在詔旨擬定以前，而是在詔旨擬定之後。詔敕之下，事先議論少，事後檢查多，所以政事堂之初設於門下，其原因之一也在於此。

貞觀以後，中書舍人“五花判事”，中書省權職漸重，中書令於定敕之前，多提前於政事堂討論。於是政事堂地位日漸提高，遂成為宰相議決政務的最高會議。

關於中書舍人“五花判事”，王摶並未多說，但李曜記得王夫之曾認為這是“會議之始”。他在《讀通鑑論》中說：“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審之，此會議之始也。”什麼“會議之始”呢？《資治通鑑》說得明白：“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太宗）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王夫之沒有注意“上始申明舊制”一句，既是“舊制”，就不會是“會議之始”。“上始申明舊制”，足以說明貞觀年間宰相議政，仍在門下省政事堂，而且，雖然中書漸重，但中書出令，門下封駁的“舊制”並未改變。

第二階段是自武后光宅元年至玄宗開元十一年，為中書省政事堂時期。這個時期，政事堂始正式成為宰相議決軍國大政的最高國務會議。武后光宅元年，裴炎執政事筆，遷政事堂於中書省。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六日之後，此時高宗已崩，中宗剛即位；至遲不會遲於他同武后合謀廢中宗、立睿宗的前後，即中宗嗣聖元年一月，睿宗文明元年二、三月間。

宰相既商討議決軍國重務於政事堂，而草擬詔敕之責在中書。為便於政務推行，於是政事堂遂由門下省遷至中書省。這是貞觀中期以來，中書地位日重而門下權勢漸削的必然趨勢。裴炎自侍中改任中書令，執政事筆，遷政事堂於中書省，並非裴炎一己之私意，乃是制度發展所使然。侍中與中書令同為中央決策機構中書、門下省長官，秩皆三品，何以侍中必加“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