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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銜,方為真宰相,得參加政事堂會漢,而獨於中書令“則否”?看似十分乖謬,其實乃是制度在漸漸變化矣!所謂“天河暗轉,必有其跡”,此之謂也。
政事堂遷至中書省後,在制度上明顯的變化,是宰相於政事堂議決政務時,有輪流“秉筆”或“執筆”之制。《新唐書》說:“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又說:“神龍初,(巨源)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這個時期秉筆宰相之常務,乃有三項:一,諸宰相議政時,主持會議;二,會議之後,總其紀錄;三,秉筆之日,坐政事堂辦公。
其次,武則天時改中書省為鳳閣,門下省為鸞臺。鳳閣鸞臺即中書門下,合政事堂實際已成為一體,成為權力很大的相府了。垂拱三年,有誣告劉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以武則天那樣的專橫殘暴,欲以莫須有罪名懲處劉禕之,而詔敕未經鳳閣鸞臺政事堂討論議決,致引起劉禕之的強烈抗議,可見政事堂的權力已經很大,地位已有顯著提高。
第三階段:玄宗開元十一年以後,政事堂成為中央最高權力機構。《冊府元龜·宰輔部》說:“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印為‘中書門下之印。’”《舊唐書》“政事印”下多一“改”字,說明政事堂原來以議政為主,還未完全成為權力機構,故無專印。開元中“改”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始成為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乃置專印。又有《新唐書·百官志》說:“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至此,政事堂制度始備。在開元以前,政事堂內部無任何分司之組織,其地位雖日益重要,井漸由會議廳轉變為宰相最高事務會議,然尚難確定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直到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列五房以主政務,於是遂有其所轄部門與屬官,“中書門下政事堂”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至此乃備矣;作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的地位,乃完全確立。
中國人談事,喜歡追本溯源,李曜本非官宦家庭出身,此時出任“右相”,王摶等“前輩宰相”當然要將這些來歷為他說清,說清了來歷,再給他說權職。這時諸相、大臣已入中書省內,各以職務、爵位高低分而落座。李曜貴為郡王,又是中書令,乃中書之首,因此獨坐首席。
諸相落座後,王摶作為秉筆宰相下令為其餘諸位大臣賜坐,然後便為李曜講說政事堂的職權。毫無疑問,開元以後,政事堂已經閤中書門下兩省而為一個權力機構,它的職權無疑擁有中書門下兩省之職權。
王摶道:“所謂中書門下,鳳台鸞閣,總是中書、鳳台在前。而右相如今貴為中書令,某便先說中書令之職權。按照我朝《六典·中書省》雲:‘中書令之職: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厘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至於門下,《六典·門下省》又云:‘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所謂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可見中書門下職掌乃是‘佐天子而統大政’,是‘統和天人,以和萬邦’。當然,這實際上便是宰相之職。如今政事堂‘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職權之重,權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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