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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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艱苦條件下，致力於歷史文化遺產的批判與繼承，寫出了八百餘萬字的鴻篇鉅製。

王夫之既批判了朱熹理學日益變質的現象，也批判了陸王心學所引來的思想混亂。王夫之認為，王氏繼承陸九淵心學發揮聖道，表面是儒，實際上是把佛教狂禪引入儒學，於是導致明代後期思想混亂，民無所依，宦官閹黨趁機爭權奪利，把握朝政，讓明朝走向滅亡。但是王夫之本人經常與高僧來往，並在晚年著述佛教專著《相宗絡索》，可見王夫之只是在批判誤解佛教的人，也不是真正反對佛教。因為狂禪也是佛教所反對的。

王夫之是曾國藩的老鄉，他的著作是經曾國藩整理首印才得以推廣的，曾國藩顯然是很敬佩王夫之的。然而，在對待陸王心學的態度上，曾國藩既繼承了王夫之反對心學空疏的觀點，同時又發揚了心學的優點。與船山闢禪佛而嚴厲批判陸王等人相比，曾國藩更能夠融匯貫通。王船山貶抑陸、王，曾國藩卻服膺陸、王；王船山服膺張載，曾國藩也批判張載，認為“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可見，曾國藩在繼承王船山思想的基礎上，更多地保持一種包容態度，他的新儒家思想融會貫通於各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李曜既然要為大唐的新儒學指明正確的方向，作為封建社會末期的曾國藩所開創的“近代新儒學”自然不能輕忽，他在動筆下這篇《新儒論》之前，就將這一體系及其特點分析得清清楚楚。

首先是提出儒學四科，把“經濟之學”從“義理之學”中獨立出來。

從曾國藩早年開始，他就沒有被空談性理的理學所約束。他在京期間，他也跟從唐鑑和倭仁鑽研理學，並且堅持克己靜坐，但是他不但沒有得到啟迪，相反身體卻越來越差勁。他雖然很推崇唐鑑的學問，推崇倭仁的操守，但是他並非就盲從他們，而是用辯證的觀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理學家的內省本來來自佛教禪宗的觀心，要求自己心中的意念沒有一點汙染，“存天理，滅人慾”，這種至高無上的道德約束本來對於人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一個人整天在家靜坐，不關心世事，這就違背了儒家入世的根本宗旨。孟子說，要養浩然正氣，這種浩然正氣是在心懷天下的境界中形成的。面對封建社會末期的衰頹、墮落以及士林風氣的敗壞、道德沉淪的形勢，如果一個人仍舊躲在自己的象牙塔內搞靜坐，不去關心世事，又怎麼能夠實現儒家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曾國藩深刻地認識到理學的偏頗，於是開始改造舊理學而創立他的新儒學。曾國藩向唐鑑問學時，唐鑑曾告訴他為學只有義理、考核、文章三門，經濟之學包括在義理之中。這說明唐鑑雖然以程朱理學為宗，但不排斥經濟之學，已有理學經世傾向。但曾國藩並不滿足於此，他在調和漢宋之爭的基礎上，超越他的理學師友，把“經濟之學”從義理中獨立劃分出來，把它擺到更重要的地位。

他提出：“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爭，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以往程朱理學詳論義理性命，而略於經世致用。曾國藩則在繼承傳統儒學的根本精神的同時，消除程朱理學的偏頗，提出要單獨創立“經濟之學”，把它劃為孔門學說中“四者闕一不可”的獨立門類。在四門學科中，把義理之學與經世致用結合起來，是曾國藩經濟學的目的。其他像詞章、考據是服務於義理的，而僅僅是知道義理，不與現實生活相聯絡，那麼這樣的義理，曾國藩認為是沒有作用的。

曾國藩的“經濟學”，雖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是它並非脫離了儒家的傳統精神，而是儒家思想在新時代與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