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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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當於佛教所說的見性、覺悟。其中“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這很接近禪宗的思想：禪宗認為無明之惑掩蓋了人的佛性，成佛之途，只在斷執去惑，由迷轉悟，恢復本心，所以必須斬斷一切情絲，禁除七情六慾。

但在如何復性的問題上，李翱卻又不主張頓悟，而主張漸修，故復性之道在於“視聽言行，循禮而動”，“忘嗜慾而歸性命之道”；又要“弗慮弗思，情則不生”，然後才能“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

他認為《中庸》所說的“至誠”，就是指這種最高境界，在這種境界裡聖人的精神一方面“寂然不動”，另一方面又“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製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按照這種思路來看，李翱所闡述的弗慮弗思、動靜皆離，就是禪宗所謂的萬緣俱絕、妄念頓盡、無念、無住、無相，同時又是儒家的至誠、至道、神妙。李翱心目中的聖人，是儒家聖賢與佛教佛陀合而為一的形象，即其思想境界要像佛陀那樣高超空靈，其道德行為又要像儒聖那樣切實廣大，這種理想人格已經與先儒的“修己以安百姓”的構想有所不同了，滲入了佛陀的精神。

當然，李翱的《復性書》也只是融佛入儒的初步，“本體論”與“心性論”的禮富內容，未能充分展來，不過他畢竟開始揚帆起航，為宋儒作出了榜樣。李翱對儒學發展還有一大貢獻，即在推崇孟子和《中庸》（注：這與韓愈相同。）的同時，還著力闡揚《中庸》，對後世影響很大。

清人全祖望說：“退之之作《原道》，實闡正心、誠意之旨，以推本之於《大學》；而習之論復性，則專以羽翼《中庸》。”這是有道理的。正是受到韓愈、李翱的啟示，宋明理學家高度重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這兩篇，將它們列出來，才使《孟子》由子部上升為經部，用以闡發心性之學。淳熙中，朱熹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並列，稱為《四書》，取得與五經等同的地位，成為儒家的經典著作。朱熹以畢生精力作《四書集註》，影響極深極廣。元代延佑年間復行科舉，以《四書集註》試士子，明、清兩代沿習不變，如此《四書》的重要性幾乎要超過《五經》，而其首倡之功則在韓、李。

總之，李翱所做的事情正是韓愈所忽略的，又是柳宗元未能認真實行的。如此，李曜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把韓愈、柳宗元和李翱，看作唐代儒學向宋代理學過渡的三個環節上的“三個代表”？韓愈的作用是指明儒學復興和占主導地位的必要性，柳宗元的作用是指明儒學容納佛學的必然性，李翱的作用是實際地進行儒學消融佛學的嘗試。他們三人各從不同的角度，為宋代理學的興起作了思想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