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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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與浮屠遊是合乎潮流的行為，毫不足怪。

在佛教學僧中，也有不少人出儒入佛或修佛兼儒。如元十八“其為學恢博而貫統，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賈山人（賈景伯）“邃於經書，博取經史群子昔之為文章者，皆貫統。”僧人浩初“通《易》、《論語》”。柳宗元宗族人文鬱“讀孔子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循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淮溯江，獨行山水間。”這種情況說明儒佛共存共信，已經是中國知識界所接受的事實，佛教早已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紮下了根基，反是反不掉的，儒家文化的發展只能在吸收佛學中找出路，想倒退到漢代儒學獨尊的局面已是不可能了。在這個時候，柳宗元提出佛學與《易》、《論語》合，並列示兩家在理論上的若干結合點，對於人們從哲學的層次上探索儒佛融合的途徑，是有啟發和推動作用的，接觸到了儒學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所在。

如果看後來宋明理學，其在目標上是承接了韓愈復興儒學的事業，而在具體行進時是沿著柳宗元所主張的儒佛互滲這條路而通往新儒學的——李曜提出“討論韓柳”，所為正是如此，正是為了“點撥”此時的名師大儒們發現另一條振興儒學的康莊大道。

當然，在振興的過程中，李曜是必然會進行一定的引導，讓其朝著先進的方向改進，而不是墨守成規，漸漸僵化。

其實要真說起來，如今的禪學也高度儒化了。佛儒之間不是更加對立了，而是更加接近了。因此，柳宗元的儒佛匯合論符合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包容性和不斷吸收新的異質文化趨向禮富化的大方向，比起韓愈狹隘的民族文化觀，更為博大和具有進步性。不過柳宗元也像韓愈那樣，畢生用力最勤的仍是詩文，除了《天說》、《天對》頗有特色外，他對於儒家的心性之學沒有做過系統深入的研究和闡發，因此也很難在佛儒會通上做出有創造性體系的理論貢獻。

柳宗元對於宗法等級社會的思想文化結構需要以儒學為中心這一原則，缺乏足夠的認識；對於儒門面臨的理論危機缺乏緊迫感。要知道，此時的儒學確實處於困境，若不掀起一個理論研究的高潮，若不重新對儒家學說大力整頓、對儒家精神大力闡揚，那麼在儒佛交流時，儒家非但不能援佛入儒，還有被佛學吞沒的可能。在這一點上柳宗元又不如韓愈清醒。所以韓與柳在對待佛教的態度既是互相相反的，又有互補的一面；韓愈著重顯示佛儒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柳宗元著重顯示儒佛之間的一致與融合；儒佛之間又鬥爭又融合，推動著儒佛關係的發展，而儒佛合流是主要趨勢，儒佛對立是支流，歷史上這一支流此後越來越減弱，再也沒有發生像韓愈那樣激烈的反佛事件。

李曜在這裡聽得入神，裡頭的名流大儒們也漸漸爭論得越來越激烈了。

崔遠正說道：“若說昌黎先生不如柳河東，某實不敢苟同。昔者韓昌黎稱李公習之[注：李習之就是李翱，其字習之。]曾為其弟子，李習之公對儒、佛之研究，未必遜於柳河東。”

這次卻不是裴贄介面，而是裴樞接過了話頭，哂然一笑，道：“崔相公說笑了吧？李習之如何便成了韓昌黎的弟子？侄女婿就能算弟子麼？”

崔遠道：“昌黎先生在《與馮宿論文書》中說‘近李翱從僕學文’，既然是從他學文，自然是他弟子，卻有何疑？”

李曜在一邊也頗為奇怪，據說裴樞讀書比裴贄還要用功，按說不該弄錯這種問題，後世各種資料不都說李翱是韓愈的弟子麼，難道裴樞有不同看法？

不料裴樞還真有不同看法，他淡淡一笑：“讀書習文不能偏頗，否則便會一葉障目。”然後微微一頓，道：“《與馮宿論文書》寫於貞元十四年韓昌黎三十一歲時，一年後，韓昌黎在《與李翱書》一文中又說：‘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