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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年過去了,東南一帶雖然富冠天下,但其稅率卻始終不見上調,反而有個別地區居然還下調了一部分。
然而這種“大好局面”在高拱推進商稅改革之後,終於出現了一點鬆動。
首先就是關稅的徵收問題。高拱主持了隆慶開海,一開始沒敢大搞,只是在月港搞試點,用開海來換取徵收關稅——以前當地照樣出海,但畢竟說起來都是違法的。高拱的這個開海實際上就是收一筆錢來交換他們合法出海經商的權力。
這筆關稅的稅率此前已經說過,不僅本身就定得很低,而且高務實考慮到“社會壓力”問題,還給高拱建議了一套按船徵稅而不是按貨徵稅的辦法。這套辦法其實是暗中給了船主合法避稅的空間的,目的也是為了讓海關機構不至於在草創期間被沿海大海商們聯合起來整崩了、噴沒了。
路要一步步走,飯要一口口吃。高拱接下去就在這個基礎上慢慢擴大“盤子”,一開始只有一個區位優勢比較一般,港口也不闊大的月港,逐漸發展到現在的一長串港口。
郭樸主政偏穩健,與高拱處於蕭規曹隨的狀態,沒有開創性的搞其他路數,只是繼續擴大港口數量。
但到了張四維,上一次他就利用局勢和心學派達成了一筆交易,在東南沿海地區開收商稅——這個是陸地上的,不是關稅。這筆商稅的稅率依然定得極低,平均算下來只有百三(百分之三)罷了。
然而僅僅就是這百分之三的商稅,卻搞得東南怨聲載道——當然,具體哪些人怨聲載道就不必細說了,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那件事給申時行、餘有丁等人帶去了很大的壓力,後來餘有丁之所以會支援劉守有乾的那些事,除了兩派本來就有黨爭的趨勢之外,東南方面帶給他的壓力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同樣,申時行沒有明確反對此事,而是選擇預設,也正是由於他知道這些內幕。
由此可見,只要朝廷方面考慮在東南沿海徵收額外的稅收,無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和名目,最終都會導致反彈。這反彈最先影響到的人,也正是如申時行、餘有丁這樣的東南籍貫官員。
他們本就是這些人在朝廷的代理人,這種時候當然要出面維護“東家”的利益。
東南沿海商業發展的水平在後世被稱為“資本主義萌芽”不是沒有道理的,這種金元政治本身也算是資本主義的特性之一。
此番魏學曾的上疏,刀鋒所向便正是東南一帶的稅率問題。而且魏學曾的膽子格外大,他不像高拱當年開海那樣又是試點,又是特意定下有漏洞可鑽的稅法,也不像張四維那樣透過政治交易達成目的。
他居然打算以這次潘晟事件為契機,直接對東南的田賦動手!
他居然想要調整東南某些地區不合理的低田賦政策!
申時行目瞪口呆了一會兒,腦子裡嗡嗡直響,這響聲最後匯聚成一句話:魏學曾,你這廝是想翻天!
田賦啊,田賦你都敢動?!
不錯,東南最有錢的不是大地主而是大商人,尤其是大海商,可是……這天底下出了高務實那個奇葩之外,哪家大海商沒有大量的良田?
你要問為什麼大海商也有大量良田?笑話,在大明朝沒有大量良田,你的社會屬性就是單純的商人,而不是地主士紳!
大明朝的商人有多少社會地位誰不知道啊?不是地主士紳,靠什麼跟官面上打交道啊?
你當人人都是高務實,自家就是實學宗門,根本不擔心門第問題啊?
人家高務實不擔心門第,是因為他家本就是世宦,而他伯父是文正公,他自己還是“兩百年來真魁首”的六首狀元啊!
你又是誰,也配跟他比?
所以魏學曾這一手,讓申時行震驚得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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