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朝歸倭附（圓九）兩年危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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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平的擔心不是無的放矢，萬曆朝的國本之爭前前後後已經鬧過好幾回。此前都是透過各種手段能拖則拖，能裝死絕不睜眼，同時又碰巧這些年總有大事要辦，這才被拉到現在還沒明確下來。

如今，皇后娘娘終於誕下龍子，按照大明朝的傳統而言，這應該就是太子之位終於可以定下來的決定性事件，從此之後各種爭議都應該自然消弭於無形。

然而，事情真的會如此順利嗎？恐怕未見得。

後世有個詞叫做沉沒成本，搞政治同樣也是有沉沒成本的。人們在決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不僅是看這件事對自己有沒有好處，而且也看過去是不是已經在這件事情上有過投入。人們把這些已經發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時間、金錢、精力等稱為“沉沒成本”。

在這個詞的解釋上，有一個明確認定，即“已經發生不可收回的支出”。然而在現實中，人們往往不肯相信之前投入的成本不可收回，從而會拼盡全力繼續投入，以期能挽回“不可收回”這樣的悲慘局面。

高務實把這種心情看做是賭徒心理，即不管局面已經多難看，始終堅信“我能扳本”、“我能反殺”之類的心態。

那麼放在當前，在此前斷斷續續的國本之爭中已經投入巨大的某些人、某些勢力，他們就真的會因為皇后嫡子出生而放棄嗎？難，很難，非常難。

可是這裡有一個繞不開的坎，那就是大明朝的祖制與政治慣性。

祖制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政治慣性則需要稍作說明。政治慣性可能與祖制相關，但也有可能並不直接相關。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巡撫制度就是政治慣性而非祖制——當然，這裡要強調的事這個祖制指的是朱元璋定下的“太祖之制”。

眾所周知，有明一朝的繼位問題相對於中國曆朝歷代而言都是最為“規範”的，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爭議，也沒有多少涉及“奪嫡”的這種奇葩事。

那麼大明朝關於太子地位的祖制與政治慣性，它究竟是怎樣的呢？

人類社會地位的獲取基本上可以分為自致地位和先賦地位兩種型別。其中，自致地位透過個人努力就可以獲得；而先賦地位以出生為基礎，是被指定的、通常不能改變的社會地位。

皇位顯然屬於先賦地位，只有發生改朝換代或者篡權奪位，他人才可能透過自己的經營謀劃來登上皇帝寶座。

一般情況下，皇位繼承只侷限於每一個王朝最高統治者內部，根據血統親疏、長幼尊卑和才能德行來確定。

皇位的先賦性使皇子的出身異常重要，皇子生母的身份和本人年齡的長幼，在皇位繼承人資格中具有決定意義，至於他本人的身體素質、智力才能以及德行高低等等因素，通常都要放在次要位置來考慮。

故而一般來說，只要擁有嫡長子身份，即使他資質偏低，平庸無能，但只要沒有特別的意外發生，也能順利繼承皇位。

在中國傳統社會，皇位繼承人選是關係國家政局穩定與否的重大事件，也即所謂“國本”問題。那麼，究竟應該採取“嫡長子制度”還是“選賢與能”的標準確立嗣君，一直以來就成為困擾最高統治者的最大難題。

到了明朝，在朱元璋的堅持與親身作則之下，有明一代的皇位繼承，嚴格遵循嫡長子皇位繼承製，也就是人所共知的十六字原則：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不過，明朝的帝系偏偏也出過一些意外。按照高務實前世的歷史來說，在明代十六帝中，帝繫有過三次變更。

第一次變更在靖難之役後，帝系由朱元璋長子朱標和長孫朱允玟一脈轉移到皇四子朱棣一脈，開啟靖難之役後的永樂時代；

第二次帝系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