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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欲行之,條件已然不再,豈不悔之晚矣?”
無論閣老席還是尚書席,見王錫爵與高務實這兩位大學霸開始引經據典地對戰,都不禁有些暗暗興奮。說起來,大家都是學霸,這兩席之上,當年考試成績最差的周詠也是三甲同進士出身。
按照科舉三年一度,一次約莫取三百人來說,同進士那也是平均每年只在全國挑一百號的人才,那學問能差得了?至於其他諸位就更不必說,基本都是二甲出身,甚至申時行申元輔乾脆就是狀元公。
習武之人有機會和勢均力敵的對手對戰,幾乎各個都是興奮不已,摩拳擦掌想要好好較量一番,讀書人難道便不是了?無非一個動手,一個動口罷了,而身為內行,能夠觀摩高層次的對戰,原本也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何況一般而言到了閣老、部堂這個層次,除非是在御前,否則很少會親自下場“交手”了,自然更加不容錯過。
不過,觀戰者固然開心,參戰者卻未必,比如王錫爵此時就有點煩高務實的應對手段。
別以為他倆都是引經據典,就以為兩個人是在同一個頻道論戰,其實不然。雙方實際上都是在互相設套,王錫爵的引經據典是為了將高務實拉進他王閣老的主場,反之高務實的引經據典其實也是為了將王錫爵拉進他高部堂的主場。
什麼主場?王錫爵的主場叫做“君子德操”,高務實的主場叫做“天下為公”。
例如剛才高務實用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來形容西北之亂以後他出任戶部尚書並收攏天下財權之舉,其實就是擺明了“我眼裡只有‘公德’而無‘私德’,任何私德到了我這裡,都是為公德服務的。”
為什麼是這個意思?先看看他引用孟子的那句話本意是什麼。
孟子說:“愛別人卻得不到別人的親近,那就應反問自己的仁愛是否夠;管理別人卻不能夠管理好,那就應反問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問題;禮貌待人卻得不到別人相應的禮貌,那就應反問自己的禮貌是否到位——凡是自己的行為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都應該反過來檢查自己,自身行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會歸服。”
其實高務實沒有引用完,後面還有一小句,是“《詩》雲:‘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概意思就是:“《詩經》說:‘常思慮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天理,以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這段話的本意其實是說人際交往,孟子經常論及這些,比如在《公孫丑上》裡,孟子就說過:“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意思都是一樣的。
本質上來說,這些話是從個人品質來說的,其主旨提倡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凡事多作自我批評。也就是孔子在《論語·衛靈公》所說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但這句話本身也可以昇華,例如從治理國家政治說,孟子這番話的意思就可以昇華為正己以正人。如孔子在《論語·子路》中說的那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儒家政治歷來強調從自身做起,從身邊事做起,所以多與個人品質緊緊連在一起,而自我批評則是其手段之一,其相關論述在《論語》和《孟子》中可以說是不勝列舉。
什麼“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什麼“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都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強調個人操守,那是心學派這個“道德實學”所擅長的主場,而高務實的實學,乃是治國理政之實學,他必須把話題控制在治國理政上頭才算主場作戰。
因此高務實不等王錫爵出招,便自己反客為主,先用一段講個人操守的“聖人之言”昇華到治國理政,提前把戰場給轉移了去。
這樣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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