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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王造反?不,王錫爵才不打算真的慫恿此事。且不說如今的藩王們早被朝廷當豬養了百數十年,懂得如何打仗的不說一個沒有,但至少有能力鬧出造反這規模事態來的,那是真的一個也找不出來。

大明朝廷在各地藩王所屬區域都部署有重兵,而藩王本身的所謂軍隊全都只有數百人的護衛。這些護衛名義上很多是世襲的,但更多的早就不是世襲,而是如層層轉包一般隨意僱傭而來,不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就是遊手好閒的無賴,讓他們上戰場怕不是比讓老母豬上樹還難。

就憑這群廢物,也配造反?當地衛所兵再怎麼不堪,搞定他們也不過易如反掌。與其把心思和力量花在這種絲毫沒有成功可能的事上,還不如搞點真正的大新聞。

王錫爵挑中的目標,是漕工。

早年大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地處中國經濟中心,“四方貢賦,道近而易”,此時朝廷實行海運,將糧草運輸到北方,主要是作為軍糧使用。

到了成祖遷都北京,伴隨著數十萬軍隊與中樞朝廷工作人員以及皇宮服侍人員一併前往。北方糧食開銷劇增,朝廷經過幾番討論,最終因為運量過小、海盜倭寇、海上風浪觸礁等問題下,放棄海運實行河運。

這一政策雖短時間給北方供應帶來了穩固和便利,但從原歷史的軌跡來看,也成為中後期大明難以改革的弊政,影響了大明的長遠發展,是一個弊大於利的制度。

關於河海運輸問題的爭論在當時就達到高潮,而停止海運的決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事實上,早在洪武六年,因為海運遼響船失事問題發生,彼時還存在的中書省便奏報請求在北方加緊屯田以減少海運。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遼東二十一衛糧餉基本自給,於是在洪武三十年停止海運。永樂元年,北京糧儲不足,朝廷不得已再開海運,以平江伯陳煊為總兵官督理海運,大船從南京揚帆起航。

起壞頭的是永樂元年七月,戶部尚書鬱新提出了運河輸糧法,即利用漕船從淮安入淮河,經黃河至衛河北上入海河,再陸路至北京。不過,由於這個路線需要多次轉運,即便好大喜功如朱棣也擔心會太過於勞民傷財,於是否決掉了。

當年八月,陳煊由海上輸送五十萬石糧餉安全到達北京,給了朝廷堅持海運的決心。可海運風險太大這個客觀環境的存在,使得一直有人建議重修大運河。

最終,朝廷用工26萬人,歷時6個月,疏通了濟寧至臨清385裡的會通河,同時根據地勢高低,修建水閘38座“以時蓄洩”。

於是永樂十年時,工部尚書宋禮力再次指出海運的弊端,提出調整河海比重。又有平江伯陳煊治理淮河河道成功,可使3000艘漕船同時出動,載糧400萬石,暢通無阻。

到了永樂十三年,經負責財政、運輸的官員們多次請求,大明朝廷停止海運、改行漕運,大運河真正成為了南北經濟大動脈。在此後近兩百年裡,雖然海運也偶然會重啟,但漕運始終還是主流。

這一情況直到高拱當政那段時間,由於彼時黃河不斷氾濫,漕運動不動就便堵塞不可行,嚴重威脅了京師及九邊糧食安危,這才不得已重新實施了“河海並行”的策略。這個策略的特點是不廢除漕運,但加強海運輸送。

本質上來講,高拱當時是“漕運為主,海運為輔”,至於實際運糧比重,大抵是漕運約佔五分之三,海運約佔五分之二。

郭樸時期蕭規曹隨,這個局面大致沒有變化;張四維時期基本也沒調整,但進一步加強了海運物資的種類,把南方不少實物貢賦也放進了海運。比如江南某地御貢茶葉、絲綢這一類。這樣一來,海運的總運輸量雖然增加不明顯,但運輸價值明顯大有提升。

到了申時行時期,他面臨嚴重的糾結,因為心學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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