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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周詠這番話讓皇帝頗為滿意。
朱翊鈞也不覺得舒應龍本人會和倭寇有什麼勾結,因為這太不合常理了。且不說什麼文人士大夫忠君愛國之類,就說舒應龍作為漕運總督,其工作範疇與倭寇八竿子打不著,勾結倭寇對他有何意義?
若說江南沿海某些官員的家庭早年或許參與過一些與倭寇相關的活動,那其實還好理解,畢竟倭寇之亂的實情是什麼,高務實早就和他說過,不過現在也不好追究了。而舒應龍是廣西全州人,那地方在桂北,緊鄰湖廣永州(今湖南永州),離海千里,所以他的家庭環境也可以確保他早年就和倭寇毫不相干。
當然,如果非要說他有接觸倭寇的機會,那倒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畢竟他早年做過東莞縣令,後來還一直做到廣東布政使,之後才調任貴州巡撫,然後總督漕運。其在廣東的那些年裡,他還是有機會與倭寇接觸的。
但根據高務實前幾年的報告,以往常去兩廣的倭寇與常去福建的倭寇幾乎都是同一撥(但分很多股,互不隸屬卻有勾連),而那一撥倭寇被京華掃蕩過後,最終與京華打了一場閩海海戰。
此戰倭寇大敗,力量基本損失殆盡,剩餘一些手上沒沾過血且屬大明戶籍的假倭經過辨別遴選,部分被京華吸收,然後派去了東番(臺灣)開荒。
換句話說,即便舒應龍在廣東接觸過倭寇,他接觸的那些人要麼已經葬身魚腹,要麼就去享受瘴氣了,不可能是此次劫掠漕船的倭寇。
除了這些之外,皇帝更滿意的就是周詠這種不攀扯的態度。朱翊鈞早前曾與高務實說好,前線打仗的事交給高務實,後方穩定的活他皇帝陛下包了。既然後方穩定都是他的活,那現在漕軍出了這麼大的變故本來就有點糟糕,如果還因此大肆牽連攀扯,只會造成更大的動盪,到時候一旦影響前線作戰,他到時候面對高務實怎麼說呢?
作為皇帝,他或許不必擔心高務實衝他發怒,但人總是要臉面的,自己前腳剛答應得好好的,後腳就出了大麻煩,皇帝陛下不要面子啊?
另外,申時行作為首輔,剛才提出的觀點雖然與朱翊鈞的心思本不太相符,但現在經過周詠這麼一說,忽然又似乎有道理了,甚至可以稱得上是老成謀國之言。
朱翊鈞做了這麼多年的皇帝,經驗早已足夠豐富,對於文官話術十分了解。除了不支援武力解決之外,申時行剩下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就是想撇開舒應龍的責任,把罪責往海防上引。
海防不歸心學派管,那是兵部的責任,同時由於戶部現在有了關稅署,關稅署下屬又有稅警總隊,因此也有責任。歸根結底就是海防如果有問題,責任全在實學派,申時行那番話無非就是強調這一點。
但皇帝不在意這些,黨爭這種事,他作為皇帝早已習以為常。對於皇帝而言,禁絕黨爭根本不可能,何況他也沒有理由非要去禁絕。畢竟對於皇帝而言,臣屬有矛盾才好控制,要是臣屬完全一心,那反而會很麻煩,甚至搞不好還很危險。
平心而論,高務實主導實學派是皇帝能放心的,但如果朝廷上下全都是實學派,那即便他對高務實再放心,也會感到不安。
黨爭不是皇帝在意的事,他在意的是申時行這麼一說,舒應龍的責任雖然輕了,但同樣也就意味著平息此次事件未必需要動武。
一開始朱翊鈞很生氣,的確是想著要武力平定的,但經申時行和周詠這麼一說,他認識到現在的確不是動武的時候。
伐元一戰已經把整個九邊的力量使用了絕大部分,而南方也不安穩,宋良佐與劉綎正在準備圍剿播州楊應龍,這又要動用西南大部分機動兵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開一場大戰,而且還是在東南財賦重地開戰,即便朝廷積累了十幾年,恐怕也支應不了。
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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