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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分工、市場、資本、生產力、生產資料之類,看得黃峨不由發笑:“你這是要致仕做商賈嗎?”
王淵說道:“我在寫一本君臣必讀之書,此書學問經世濟民,可稱之為‘經濟學’。”
人類社會形成之後,經濟學便自然產生,只是一直沒有形成專門學問。
西方最早的經濟學著作,應該是古希臘的《經濟論》,作者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專門論述奴隸主家庭經濟。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有一些經濟學思想。
特別是亞里士多德,認識到貨物有兩種用途,一種是本身固有的,一種是交換產生的。這個思想,後來被亞當斯密發展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進入中世紀之後,歐洲只剩下神學,經濟學成為神學的一部分,能發展成什麼鬼樣子可想而知。
至於中國,諸子百家皆有經濟學思想,荀子還專門著有一篇《國富》,並影響接下來兩千多年的中國。荀子以農為本,提倡“重本”治國,同時又肯定工商業的作用,但必須對商賈進行必要限制。他認為富國必須富民,達到上下俱富,從漢代起成為主流,只不過“富民”經常被搞得走樣。
法家也差不多,富國強兵,重本抑末。但是,商鞅和韓非主張“強國弱民”,只給百姓保留基本財富,而且瘋狂打擊工商業。
而道家嘛,無為而治,順其自然,政府儘量不干預經濟執行。
王淵這本大雜燴《國富論》,主要思想只有三個:國家有限干預;提升科技,細化分工;解放社會人力資源。
細節方面,提出並闡述各種經濟學名詞,簡單論述歷代各朝的經濟問題。著重闡述明初建國時的經濟環境,與正德、紹豐兩朝經濟環境的巨大差別,便是不同時期應當用不同的經濟政策。而在不同的省份,也該適當調整經濟政策,做到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至於更深入的內容,王淵寫不出來,就算能寫出來,讀者也無法理解。因為大明的社會經濟,還在資本主義萌芽當中,許多益處和弊端都還未顯露出來。
當然,王淵還重點討論了棉吃人、絲吃人的問題。
山東大量農田改種棉花,江南大量農田改為桑田,如今已形成北棉南桑的經濟局勢。如此不但導致地域性糧荒,而且商業大興加劇土地兼併,富戶透過合法手段併購土地。就各省魚鱗冊變化來看,山東、浙江、南直隸三省,這幾年的土地兼併異常嚴重,個別豪商巨賈已經聚得百萬畝土地。
由此產生大量失地農民,一些成為佃戶,一些成為遊民。城市人口規模迅速擴大,運輸、碼頭和工廠工人急劇增多,海外移民和商船水手也大量增加。各地方官員,應該加快“遊民冊”的制定,給這些遊民一個合法的身份,不能再將其視為流民,否則久必生亂。
整本書字數不多,只有四萬多字,王淵卻足足寫了一年半。
乾清宮。
隨侍太監捧著一本手抄線裝書說:“陛下,這是太傅獻上的新書稿。”
朱載堻好奇的接過來一看,《國富論》的書名就讓他精神大振。緒論只是概括,已令小皇帝感覺新奇,正文的細節闡述更讓他茅塞頓開。
僅一個社會分工,王淵就寫了近萬字,這是前人從未有過的經濟思想。
儒家一向提倡重農抑商,王淵卻將土地和糧食,也歸為生產資料和商品,甚至土地也是一種商品。
花費好幾天時間讀完,朱載堻嘆息說:“吾知先生為何宣揚物理學了,物理門人研究萬物之理,可以製造更優良的機器。如此,便可提高生產效率,也可細化社會分工,以更少的勞動力產出更多的財富。先生亦未違背儒家聖賢之言,國富第一策,便是要政令通暢,朝廷干涉經濟運轉,以保障小民之生存。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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