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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虛是如何對待這個問題的呢?在“吏”與“隱”中,他選擇了“隱”。他到門山縣令任後半年,把門山公署原有的三老堂修葺一新,並題了個別致的名,曰“吏隱堂”。意思很明白,表白自己身為官吏、心存山澤的態度。可是,他旋即又發現這樣做也未能免俗。因為許多“尸位苟祿”者也以“隱”為附庸清雅的藉口,而自己恰恰又是個吃皇糧、領俸祿的縣官,怎樣才能兩全其美,既任官職靠官俸過日子,又心念純淨、清風兩袖呢?這個問題比做官還是退隱似乎更難解決。
對自己的“吏而曰隱”,王若虛做了一番解釋。吏便是吏,隱便是隱,二者水火不相容。既為吏,取官俸,就理應“任人之事,憂人之憂”,盡到做官的責任,即使是“抱關擊柝”的事,也要努力做到稱職。如果內心“隱”、自許“隱”便可算是“隱”的話,那“巖穴之下,畎畝之中,醫卜釋道”,無論什麼職業,無論什麼地位的人都可以“隱”了,何必高官厚祿再來說“隱”呢!這種做法,簡直可說是既要當婊子又想立牌坊了。他憎恨這種虛偽的“奸人欺世之言”,表明自己在官而曰隱與這種做法是不同的。
王若虛任縣令的門山是一個“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的孤清偏遠的小城。周圍的環境荒蕪而險阻,不要說在這樣的地方生活、做官,就是匆匆過客也“顧瞻而諮嗟”,做官的人沒有誰會到這兒來混飯吃的。他剛到這兒來時自然也是“慘目而傷心”,“戚然以憂”;然而,這閉塞之所遠離喧囂虛偽的官場,簡樸淳厚的環境正是清淨自我靈魂的好場所。到了邊陲多警、羽檄交馳的時候,這裡的偏僻、閉塞甚至給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鄰邑為戰爭所迫,疲於奔命,當官的那一切優厚待遇不僅無法再安逸地去享受,就是性命也朝夕難保了。而王若虛呢,不僅不必為此擔驚受怕,反而還能鬧中取靜,每日太陽老高時才起來,打仗所需的冠帶鞍馬,對他來說簡直毫無用處。這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了。他與朋友們尋幽覓勝,登高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自然風光優美,生活環境幽雅,這樣的日子,這樣的心境,與隱者有什麼兩樣呢?
作者批判那種既身居官位又沽名釣譽的“吏而曰隱”者,而從他的自我介紹來看,他自己也是個“吏而曰隱”者。他說過“抱關擊柝之職”,也應該“必思自效而求其稱”,然而在四陲多警、羽檄交馳之際,他卻“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根本不思為君擔憂,為國出力。
作者的自白是矛盾的,可這篇文章的思想認識價值,給予我們心靈的觸動其實便在這矛盾裡。據史書載,王若虛“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金史》本傳)。如果他的作為真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翫忽職守,就不可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的擁戴。那麼,他的“隱”則是有難言之隱了。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王若虛的在吏而隱:一方面,可以認為王若虛既為官,又要隱,是一種矛盾,是對清淳簡樸的隱居生活的嚮往,又是對既定生活無法擺脫的苦悶,於是,只好結廬在人境,努力保持內心深處的那一片淨土;另一方面,可以把王若虛的追求看成是隻要為官為善,也可說成是“隱”的。這種隱,不是無所事事,只在山澤間孤芳自賞的隱士之“隱”,而是在官位上為民謀善,不與那些飽食終日的官吏們同流合汙的“隱”。這一點,在文章的最後一段裡可以找到佐證。江西筠州刺史,號其居處為“守道院”,這是個與“吏隱堂”同出一轍的名字,而筠州刺史治下的百姓“無嚚訟”,這與王若虛在任上所為更無二致了。
王若虛對詩文創作要求“真”,反對虛飾。這篇文章文氣通達暢順,措語如道家常,可是,透過他的達觀和瀟灑,卻能感受到蘊蓄在字裡行間的一股既自得又悵惘的心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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