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與楊德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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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為例，說明他在辭賦創作方面本不熟諳精通，而他卻過高地自我估價，乃至將別人的譏嘲也當作了讚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這樣那樣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論·論文》也已指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問題在於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歡迎別人的批評意見。曹植又舉了兩個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的習慣，一是丁廙作小文請求自己潤飾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無病，需要批評改定，曹植不僅闡述這一顛撲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諸身體力行，囑請楊修刊定自己的辭賦，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建安文壇不自滿，不妄贊，重視修改意見的嚴肅創作態度與良好批評風氣，在曹植此信與曹丕《典論·論文》中均可窺見一斑。

緊接著對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後，作者又從批評家的角度來提問題，指出高度的藝術才能與素養是批評者必具的條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依同理推斷：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筆。這一要求對批評者說來該是不切實際的。文學史上，長於議論而短於創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鍾嶸《詩品》下評陸厥，曾謂其“自制未優，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說明理論批評與藝術創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齊。准此而言，曹植對批評家似求之過苛。但是也應注意，曹植提出創作的行家才有資格議論創作這一觀點，針對劉季緒之流才庸行妄、隨意詆訶他人的情況而發，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還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異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樂之論，因此批評者在評論文章時，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強求別人認同遷就。

信的最後，敘說送去辭作請求審閱的意圖，同時申明瞭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事業追求。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語氣亦自偏激。表面上看，似乎曹植對辭賦創作貶得很低，視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的“小道”，與建安時興起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的文學新觀念完全矛盾。這個問題該怎麼解釋？應當看到，曹植是將辭賦、翰墨之事與他視為更重要的事業相提並論、權衡輕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勳業的建樹，“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是他畢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業；其次，是採實錄，辯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學術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仕而優則賦，餘事作辭人。這也恰是他少小以來樂此而不疲的愛好，絕不可能放棄。信中說“街談巷說，必有可採；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明明是將辭賦之作置於“未易輕棄”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魯迅還曾指出，子建說文章小道大概是違心之論。因為人總是不滿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子建的文章已經做得好，便敢說文章是小道；他活動的目標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說文章無用（見《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對曹植的心態不失為一種中肯的分析。總之，覽文如詭，尋理即暢，後世的讀者應當揣摩體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為送上辭賦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數語即交代清楚請託之事；但由於對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穎、“高視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興揮翰，論文言志，洋洋灑灑地說了開去。縱論時人得失，略無拘忌；抒寫衷心抱負，和盤托出。自許甚高而又虛懷請益，真實的心態自然呈露於紙上。議論雖間有過激處，致貽“辯而無當”（《文心雕龍·序志》）之譏；而通篇讀來，“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條暢以任氣，通脫以述懷，舒布其言，達而後已，作為心聲的獻酬，依然是達到了《文心雕龍·書記》對書體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