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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稱的隋文帝苦心經營的帝業和富庶的隋朝,如何在驕侈淫佚的煬帝統治下迅速覆滅的“良臣”,寫了這篇著名的奏疏,對太宗在“成治”以後滋長起來的“奢縱”趨向表現出特殊的敏感和深切的憂慮。《貞觀政要》卷十載:“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廄馬二匹。”從唐太宗的懇切態度與行動中,可以看出這篇奏疏對他的強烈震動。作為一篇批評帝王的文章,能產生如此強烈的政治效果,主要在於批評的切直和表述的準確、得體。
開頭兩小段,是全文的綱領和引子。先提出帝王長治久安之道,在於崇儉貴賢,然後指出“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的普遍現象及其原因。“居萬乘之尊”六句,緊扣帝王唯我獨尊的特殊身份地位立論,將封建統治者不能慎終如始的原因分析得非常透闢,這也正是唐太宗這種既屬英主,又有常人嗜慾的皇帝不免滋長驕侈心的根本原因。這一小段可以說是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了帝王慎終如始的困難與極端重要性。第二小段在充分肯定了太宗即位前後的輝煌業績以後,便轉筆揭出題旨,指出其近年來“敦樸之理,漸不克終”的現象。
三至十二段,是文章的主體部分,用鮮明的對比,將“貞觀之初”與“頃年已來”太宗的政治舉措及生活儉奢情況加以論列,揭示了十個不能善始善終的方面:一、搜求珍奇,清靜寡欲之心漸不克終;二、輕用民力,愛民卑儉之心漸不克終;三、縱慾拒諫,損己利物之心漸不克終;四、疏賢暱佞,慎習與善之心漸不克終;五、好尚奢靡,敦重淳樸之心漸不克終;六、疑棄賢人,求賢若渴之心漸不克終;七、盤遊畋獵,清靜無慾之心漸不克終;八、對下驕慢,敬禮臣下之心漸不克終;九、驕傲自滿,謙虛謹慎之心漸不克終;十、勞弊百姓,憂勤矜育之心漸不克終。這“十不克終”,概而言之,無非是“驕侈勞民,遠賢拒諫”八個字。這正是像李世民這樣的英主在事業上獲得卓越成就後,因帝王的特殊身份而極易滋長的毛病,也是對唐王朝長治久安的極大威脅。作者條分縷析,不憚其煩地從各個不同的側面加以申述,正是要給滋長了這種危險的毛病而不自覺的唐太宗以反覆切直的警誡,使其聞而警醒惕懼。可以說,這十條完全切中唐太宗政治上向反面演變的要害。作者在列舉“十不克終”時,並不停留在表面現象上,而是把這些表現和國家治亂的普遍規律,以及它們產生的原因、造成的嚴重後果聯絡起來論述,強調“民為邦本”的道理,和“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這一“前王所以致福”的經驗,指出上述現象如何導致了“守道者日疏,幹求者日進”和百姓“疲於徭役”“勞弊尤甚”等嚴重後果。這樣的分析,才能使對方“見誡而懼”,聞過而改,達到批評的目的。
最後一段,希望太宗採納他的諫言。
作者的批評,既直率尖銳,又極有分寸,切合物件實際。文中對太宗的許多批評,不但直言不諱,毫不假借,而且往往直揭其言與心、言與行的矛盾,深入其內心隱秘。如批評其“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逾於中主”,“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甚至把太宗為自己輕用民力而辯護的歪理(“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也和盤托出,直截了當地加以指斥,鋒芒尖銳,鞭辟入裡,足使太宗感到臉紅。但這些批評本身又正說明太宗的驕侈與輕用民力,不同於煬帝的驕侈與濫用民力,這是在一種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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