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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姓的問題,並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聰明的選擇。不靠皇帝,難道靠你老百姓?這不是扯淡麼?
當然,萬千官吏中,終究還是會出些願意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人,另外還有一些因為要維持統治而不得不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人,這些官在發現天下大局不妙的時候,就會推行改革。
蕭宸這幾年身處基層,對華夏改革的理解,已經逐漸由當年的理論理解,開始深入下去,同時也看到了更多的方面,更多的問題。
改革的需要,是根植於華夏社會的現實程序之中,無論是內部現實問題層出不窮,還是外部制度競爭的壓力,都使政治改革成為一種迫切需要。迫切需要被強行壓制,是因為存在另一種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種更嚴重的隱姓危機:保持基本穩定的需要,對於政治轉型過程極其極端化後果的擔憂。
社會的大轉型,成功的要決在於整個過程中保持穩定。
改革的最大難點就在於利益的重新分配,從上到下莫不如此。
在華夏,任何一項改革,都必須得到最高掌權者的支援,都要得到儘可能大的權力,否則,你將一事無成。
古今中外,任何改革必然是對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受益者自然拍手稱快,而受害者必然竭力抗拒。
華夏曆史上的歷次改革,從商鞅到張居正,多以經濟改革為主,以吏治作為改革的主要內容,范仲淹同學是第一次。從華夏的歷史看,任何一次改革,只要觸及到既得利益集團,便如同與虎謀皮,沒有一次不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將用人的權力,交給一兩個官員,勢必會造成“用人惟親,用人唯我”的長官意志,造成託關係,走後門,巴結上司,獻媚權勢的歪風邪氣。沒有體制外的監督,休想觸動官場[***]的一絲一毫。
當時的官場,不論有德無德、有才無才,有能無能,熬年頭,拼資格,只要沒有什麼過錯,不愁不能升遷。所以范仲淹的吏治改革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必然失敗的命運。因為這次改革觸及了龐大既得利益集團。
任何一個王朝、一個國家、一種制度,給它帶來災難甚至最終導致滅亡的“憂患”,幾乎是同這個王朝、這個國家、這種制度與時俱生的。這如同一個人,在他誕生的同時,導致他死亡的基因已經潛伏在體內了。
蕭宸深知,一個政權應該在它還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時候,在軟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對強大的時候,果敢地即時地向社會讓步,這樣掌握改革和社會發展的主導權。軟力量一旦喪失,硬力量的強大也就沒有意義了。因為一個政權的長久維持不可能單單憑藉硬力量。一個傳統政斧能否成功轉型,根本上取決於能否留住人心;而能否留住人心,又取決於能否把握時機。在歷史轉折關頭,人心往往稍縱即逝。
坐在前往金寧開會的奧迪a6上,蕭宸一邊看著林磊握著方向盤的手,一邊聯想起在美國時跟小姨的交流。蕭宸深知改革不同於革命,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改革是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進行的政治秩序改良。社會穩定的前提是社會結構的穩定,尤其是社會力量對比的穩定。這意味著改革是在原有力量對比基礎上進行的,一定的力量對比格局決定著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改革的過程中,由於強勢群體仍然強勢,他們掌握了各方面優勢資源,有能力左右改革走向。傷害強勢群體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被阻止,只有由弱勢群體承擔主要成本的改革才可能比較順利推進,因為後者無力保護自己的權益。
除非根本改變原來的力量對比格局,否則改革不可能導致利益格局的天翻地覆。利益的來源、得益與受損的人群可能有所不同,但強弱貧富的主要物件難以改變。一旦改變原來的力量對比格局,改革即突變為革命。革命是透過對占人口多數的下層力量的動員,改變力量的對比關係,使弱者變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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