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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元同光。以魏州為興唐府,置東京,以太原府為西京,以鎮州為真定府置北都。
毫無疑問,李存勖在魏州建號登基,是在正面戰場晉梁決戰處於膠著狀態,全域性形勢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之下,採取的一項重要的政治攻勢,對樹立自身的正統形象,爭取盟友,爭取民心,鼓舞士氣,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而反觀朱溫,他對待唐室的態度則更為複雜一些。他早年懷抱出人頭地的雄心,投身黃巢起亂軍,南征北戰,從普通一兵成長為一方統帥,雖然暫時身背亂臣賊子的惡名,但是成王敗寇,前途無人可以逆料。然而黃巢軍的內部矛盾和唐軍的頑強圍剿,使他感到凶多吉少,經過審時度勢,他毅然在關鍵時刻反戈相向,叛降唐軍。隨後李克用統率的沙陀鐵騎南下勤王,如摧枯拉朽,使得黃巢亂軍迅速歸於覆滅。雖然李克用的赫赫武功使朱溫的叛降之功相形見絀,但卻也使他幸運地贏得這次人生押寶,被朝廷授以宣武節度使的重任,開始在中原地區站穩腳跟並積極發展自己的勢力範圍。本來他和李克用曾是並肩戰鬥的友軍,而且李克用在鎮壓黃巢之亂中對他還有臨危救難之恩,然而由於不甘居於人下的性格使然,使他在上源驛之宴上臨時決策,毅然發難,試圖以偷襲暗算的卑劣手段除掉自己將來最有力的競爭對手,從此與李克用結下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至死未休。
雖然在上源驛之宴後,襲殺李克用未能得手,但是透過這個事件的後續處理,朱溫似乎也看到了朝廷軟弱無能的本質,從此開始肆無忌憚地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當然,在其羽翼未豐之時,他仍然繼續打著尊王的旗號,時刻以勤王救駕、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自我標榜,並在朝廷之中尋求內援。朱溫的手段仍然比較高明,因為他的主要藉助物件是朝臣張濬、崔胤等,而李克用最初則主要藉助宦官楊復恭等,這裡頭又牽扯到大唐朝廷固有的南北司之爭,以及天子李曄本人對宰相朝臣信賴有加等等原因,無須細思。總之雙方都打著尊王的旗號,力圖為自己取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合法外衣與優勢地位。
早在光啟元年底,李克用與河中王重榮聯手,攻擊大宦官田令孜與關中軍閥李昌符、朱玫,逼進長安,田令孜挾持僖宗逃難漢中,朱玫在長安擁立襄王李熅唐肅宗玄孫監國,遙尊逃亡蜀中的唐僖宗為太上皇,並遣使者攜詔書至梁,試圖獲得朱溫的擁護與支援(前文有敘)。這實際是朱玫一手策劃的一場宮廷政變。當時李克用已經移檄諸道,號召討逆勤王,宦官首領楊復恭也懸賞緝拿朱玫。朱溫聞變之後,審時度勢,認為襄王李媼不能長久,故果斷將偽詔“焚之於庭”,宣稱繼續效忠僖宗,這與其說是他的忠心,毋寧說是在形勢不明之下朱溫與李克用競爭的政治策略博弈而已。
想到這裡,李曜忽然明白過來,前年由朝廷發起的圍剿河東的聯合軍事行動,使李克用在政治與軍事上一度陷於極大的被動,這件事算起來,只怕起因就是朱溫串通其它藩鎮,暗結宰相張濬,策劃組織的。
總而言之,在天覆四年四月昭宗東遷洛陽之前,朱溫也和李克用一樣,都是以勤王救駕、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出現的,而且在政治策略的運用上,朱溫還較李克用略勝一籌,雖然連年征戰,卻並未引起外界很大的惡感,在朝廷內部,“囂張跋扈,蠻夷匪氣”的李克用顯然比朱溫受到的指責要多得多。然而當他受崔胤挑唆,大殺唐室宦官和朝臣之時,朱溫取唐室而代之的企圖已經昭然若揭,特別是弒殺昭宗和篡代唐室之後,朱溫的行徑就引起了比較廣泛的公憤和不滿。
這並不奇怪,因為無論在藩鎮還是民間,人們在感情上都還對唐室抱有不同程度的留戀,取而代之的條件並未完全成熟,這也是此前龐勳、黃巢兩次起義都能被並無多強實力的唐廷先後鎮壓的社會心理因素之一。然而朱溫卻因自己的出身閱歷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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