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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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在縣籍中，農夫稅多常辛苦，棄業寧為販寶翁。”他們可以往來各地，不入籍不納稅，獲至鉅富，而那些掌握著珠寶等貴重奢侈品貿易的外商，更是遍於各地，為數眾多，開設店面，投放高利貸，大量購田買宅，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龐勳之亂、黃巢之亂相繼爆發後，朝廷為籌辦軍費，大肆搜刮中外富商的金銀財寶，之後又想要借錢於外富，遭到不少官吏的反對和斥責，從其不可分割的經濟聯絡乃至更大的政治利益出發，朝廷也不得不優惠和保護商賈。

中唐以後日益發展的商品生產和交易，引起社會中商品經濟成分的比重逐漸增大，迫使封建政權在經濟政策上做出一些調整，都給商賈帶來直接或間接的便利，這使商賈的經濟力量蒸蒸日上，其中有不少變成了富可敵國的豪商巨賈。他們為了保持經濟上的優勢，繼續增值財富，改變自己的卑賤地位，避免封建政權的打擊和限制，千方百計地擴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封建政權的階級本質和中唐以後朝政的日益腐敗，為商賈謀求其政治力量開啟了綠燈，這樣，商賈在社會經濟、政治上的勢力擴大，膨脹起來。

其五，唐代的富商大賈們主要憑藉其經濟富有賄賂官府，來謀得經濟政治利益，當然這一點，在唐前期就很盛行。如高宗時長安富商鄒風熾，因其鉅富，常與朝廷顯貴遊樂，結交朝貴權士之多，實為可觀，並能出入宮廷，在皇帝面前誇富，其勢之盛，可以想見。武后時，蜀商宋霸子等人能參加宮廷宴，甚至在內殿賭博。藍田富商倪氏在御使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接受了他的重賄，竟然“斷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錢的威力之大，連御使臺也能賄通。而中宗時的眾多富商豪賈假遞度，降低戶等，逃避賦役和補府若吏等，全是由於賄賂官吏，在其庇護下造成的。這不僅加劇了小農的破產流亡，而且使政府的賦稅徭役來源也遭到重大損害。中唐以後，商賈賄賂結交官吏之風更為盛行。玄宗時京師鉅商王元寶，竟以金銀為壁，用錢鋪地，隨意謁見皇帝。甚至連玄宗也不得不承認“至富查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說明佔有經濟財富的人幾乎可與握有政治權力的人相匹敵。王元寶、楊崇義和郭萬金等富商，“各以廷納四方多士，竟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種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不難看出富豪賈經濟力量的雄厚與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由於這些商賈的富裕程度甚至超過了君王，能出入百官公卿的府第，在社會上有其強大的勢力。高適曾對富商結交，賄賂官吏所行的種種好處指出：“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職虎。子孫成行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卻買旁人獨悉苦。商賈致富後結交豪貴，就能隨心所欲地為所欲為，無惡不作。

這一時期藩鎮勢力突長，商賈們更賄賂藩鎮，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力量，“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一些藩鎮境內，只要商賈及其弟子賄錢獻財，就能成為將官。

大商賄結大官，小賈賄結小吏，逃脫賦役，從兩京到各地方上都盛行，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宜宗等朝，都曾下詔令，嚴禁富商大戶在禁軍、各級官府和藩鎮獲得一席之地。詔令的一再頒佈，正說明整個官僚階層的腐敗已經無可救藥。同時也表明中央集權的日趨衰弱，從而宣告了唐朝初期以來的抑商政策已經徹底失敗。商賈勢力的膨脹，不僅迫使朝廷承認富商賈本身差役的優惠特權，而且實際上他們已經多是全家都免掉差役了，豪商富賈大都逃脫賦役，官府的徭役賦稅全都轉嫁到貧民身上，朝廷腐敗和一般官僚的貪婪，導致了國家政治、經濟的混亂。正是“君與有司受奸商之豢，以毒民而激之亂……朝廷欲之速仇，不得其術，而墨吏貪奸商之賄，為施網罟，以恣其射利之壟斷，民窮國亂，皆所費恤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