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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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官商的本質聯絡，貪官和商賈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利益均沾，共同剝削廣大人民，使他們陷入飢寒交迫的境地。這正是中唐以後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原因之一。

其六，商賈們還利用資財來獲得經濟、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唐以後，朝廷為解決財政危機，賣-官之風日漸盛行。如楊國忠遣侍御使“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南逃以後商賈乘機大肆逃避賦役。而中晚唐時，自宰相乃至縣令等官職均標價列肆出售。為此，商賈們用錢買-官，納銀求職之事層出不窮。“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至德年間，朝廷曾乾脆公然告商賈：“如能據所有資產十分納四助軍者，便於終身優復”。為獲得商賈資財，不惜給予終身免除徭役的經濟特權。僖宗時國庫虛竭，貸商旅富人錢穀以應急，而給予御史等官職。

朝廷的很多無恥官吏也常常不惜高額利息，紛紛向富商大賈借錢。如“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商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以賂中尉，動逾數萬。然後得之，末嘗有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憲宗時，鄭滑節度使盧群向京師賈人張陟借錢，僖宗時，太原節度使竇瀚也在當地“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和文武官吏都向商賈借錢，自然大大提高了商賈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勢力。

中唐以後，朝廷和商賈的經濟爭奪著重表現在鑄幣和錢幣的積貯上。為統一魏晉南北朝以來混亂的幣制，唐高祖於武德四年廢除了通行七、八百年的五銖錢，改行開元通寶，每千文重六斤四兩，十文重一兩，收效甚佳。但隨著民間私鑄日盛，朝廷多方設法杜絕，但沒有效果。安史之亂後，私鑄錢幣之風更盛，物價猛漲。代宗時規定各種銅錢，平價流通後，商賈將乾元，重輪錢銷熔，兩稅法實行後，只增加了對貨幣的需要，國家沒有增加貨幣的數量，商賈們往往自己積存錢幣，錢幣立刻缺少，造成物價的不斷跌落。不僅農民和小手工業者遭到商賈剝削，而且朝廷必要的財政開支也經常缺乏。而中唐以後的錢幣大多集中在商賈手裡。建中年間，韋都賓、陳京就說，如果富商每人留萬貫，其餘借給國家，則在京一、二十富商錢，能頂政府一年財政經費，而全國一、二千大商之錢，竟能使國家數年所用豐足。為改變錢重物輕給農民和小手工業所帶來的沉重負擔，保證國家稅收，朝廷往往禁止銷熔錢幣，禁止商賈積存貨幣，禁止貨幣流通以及幣面交易可用錢帛，納稅可用谷帛等，都由於工商業和商品流通的進一步發展和商賈勢力的膨脹而失敗。建中時，政府曾強行“借商”和徵收“僦櫃質錢”，引起商賈們的強烈的反對而“罷-市”，甚至有的商賈“多亡命入南山為盜”，朝廷懼而不得不“詔皆罷之”。從上可知，商賈們在當時社會上已有了相當經濟和政治勢力，迫使朝廷的支配權力逐漸走向松馳而採取一定的讓步政策。

總之，在唐中央與商賈之間的經濟關係對抗中，保持著相互利用，相互妥協的關係。

中唐以後商賈勢力的發展也帶來一定的社會影響。

首先，唐代商賈勢力的發展，加速了土地兼併。所謂土地兼併，是指國家控制的編戶齊民即自耕農，半自耕農轉化為佃農，土地逐漸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過程。土地對於土地所有者來說，既是一個重要經濟收入來源，也是財富的一個保障，而土地佔有的多少，是其社會地位和等級的重要標誌和接近官場的手段。而且還由於唐朝商品生產雖說較前代有所發展，但還只侷限於狹隘的範圍之內。獨立手工業者和手工業作坊所生產的絲、絹、織錦等等，主要是以官僚地主為貿易的物件，大多數的農民因受殘酷的封建剝削，還只能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商品的銷路，始終有限，商品生產不可能作進一步的發展，自然經濟仍然佔優勢，而且從戰國以來，中國的土地早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