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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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宗削平方鎮之亂提供了條件。隋唐時期，江南經濟發展很快，安史之亂時，江南地區沒有直接遭受大的戰禍，兩稅法的推行，又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所以兩稅法施行以後，唐朝的財政收入幾乎全部落在江南八道144萬戶的人民身上。

僅就水利來說，如李皋為荊南節度使時，修塞漢代廢壞的古堤，“廣良四五千頃，畝收一錘”；孟簡為常州刺史時，“開漕古孟瀆，長四十里，德沃壤四千餘頃”。又如於頔為湖州刺史時，境內有西湖，“溉田三千頃，久湮廢，頔命設堤以復之，歲獲秔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於高郵縣築堤為塘，溉田數千頃”；江西觀察使韋丹，築堤捍長江水，“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溉田萬二千頃”。這些水利工程促進了江南農業生產的發展。當時，江淮一帶經濟也得到了迅速發展。如江淮一帶是：“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浙西的湖州，出產“貢橘柚纖縞茶、紵”等物，“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潤州也是繁富之地，“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蓤芡之多，龜魚鱉蜃之生，厭飫江淮，膏潤數州”；浙東地方是“機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間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

正是由於當時江南經濟的繁榮，才能負擔起唐王朝沉重的賦稅任務。兩稅法施行後，在莊園經濟發達的基礎上，手工業和商業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尤其商品交換，表現得更加活躍，這是因為莊園經濟的分工，經濟作物增多，手工業生產擴大，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唐朝中、後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在以前發展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唐朝的封建政權，正是依靠江南地區的殷富財力得以勉強維持。

從社會生活方面分析。以兩稅法為主體的賦稅制度變革，對唐代農民家庭和農村生活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新的賦稅制度下，農民的家庭結構、經營模式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商品性農業和農產品商品化迅速發展，商品交換的場地也開始向城市轉化。這些變化對唐代農村生活、城市經濟以及國家稅收結構等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兩稅法對農村戶口和農民家庭結構的影響。兩稅法對唐代戶口增長起著積極的作用。首先，由於農民安心生產和生活，有利於人口恢復和增長，大量脫籍戶重新入籍也使政府控制的戶口迅速增加。其次，兩稅法以貨幣為主要徵稅方式，改變了租庸調下的僵化體制，農民家庭經營方式逐步多樣化，對其家庭人口結構的變化起了促進作用，唐後期聯合家庭明顯多於前期，這與農民經營方式的改變有很大的關係。第二、兩稅法對農村經濟生活的影響。兩稅法改變了租庸調固定的收稅模式，“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貨幣成為稅收的主要方式。政府徵發徭役也以僱為主，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放鬆了。正如陸贄所說：“變徵役以招僱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

同時，唐後期一些統治者也認識到商業和手工業在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將其與農業同等看待，如德宗就認為“通商惠人，國之令典”；陸贄也雲：“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唐後期農村經濟生活中一個重要現象，就是農產品商品化和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寬鬆的政策為農民從事多樣化經營提供了保障。這樣一來，農民為完成國家賦稅和養家餬口，擴大了以農業為主體的多種經營；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也棄農經商，或靠傭工出賣勞動力維持生計。農民從事多種經營，促進了唐後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宣宗大和年間，京畿地區“百姓多端以麥造面，入城貿易”；除了糧食生產和買賣外，農民還從事商品性蔬菜和花卉的種植、甘蔗、柑橘和棉花生產。

這些在唐代的詩詞中屢見不鮮。此外，漁業在唐代後期也發展迅速。專業漁民